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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罗斯柴尔德家族19世纪40年代，另一个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出现了，法国辩论家将其与萨克森-科堡家族进行了类比[1]，然而这两个家族的联系比他认为的更相近。因为这两个来自南德的家族王朝几乎有着共生的关系，这可以追溯到年萨克森-科堡家族中与夏洛特公主订婚的利奥波德。[2]萨克森-科堡在拿破仑统治期间和之后的时间里，凭借高超的技巧和过人的运气登上了权力顶峰。而出身更为卑微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大约在年至年间，梅耶·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从法兰克福犹太人区脱颖而出，在国际金融领域取得了新的社会地位和空前的权力。尽管出现了许多经济和政治危机，竞争对手也在努力应对这些危机，他们仍然占据着优势，即便在年，他们中最小的那个去世后，另外四个兄弟的主导地位也只是在慢慢被削弱。在同时代的人看来，他们的非凡成就只能通过神秘论来解释。根据19世纪30年代的一个记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是因为一个神秘的“希伯来护身符”。这个护身符让伦敦分公司的奠基者内森·罗斯柴尔德成为“欧洲货币市场的巨兽”。[3]直到19世纪90年代，这样的故事还在俄国的犹太人定居点流传着。[4]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就是划时代的。19世纪中叶，罗斯柴尔德家族积累的金融资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早在年，他们的资本总和就超过了和他们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巴林家族。对于他们的成功，一种从经济学角度的狭义解释是，他们引入国际政府债务市场的创新手段和快速积累的资本使他们能够将业务扩展到商业票据、大宗商品、金银和保险市场。然而，他们在业务中创建的独特结构也很重要，它既是管理严格的家族合伙企业，也是一家跨国公司——一个单一的“大型联合企业”，旗下有来自法兰克福、伦敦、维也纳、巴黎和那不勒斯的家族分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联姻抵抗离心力。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了大量族内通婚。在年至年，梅耶·罗斯柴尔德后代的21次婚姻中，有不少于15次都是他的直系后代之间的联姻。尽管堂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在19世纪并不罕见，但在德国犹太商业王朝中，这是非同寻常的。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指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以最高调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和谐。“奇怪的是，他们甚至从自己的族人中选择婚姻伴侣，他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复杂的、让未来的历史学家难以解开的结。”[5]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对自我的认知中提到“我们的王室家族”时，表明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其与萨克森-科堡家族的相似之处。[6]而同样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网络的速度之快——不仅有欧洲各地的代理人和金融合伙人，还有“政治高层”的朋友。“你知道，亲爱的内森，”所罗门在年10月写道，“父亲曾经说过，要坚持跟政府中的一个人建立关系。”[7]在另一封信中他说：“你应该记得父亲的原则，那就是你必须做好准备，尽一切努力找到最佳的人脉，融入政府。”[8]与此同时，梅耶·罗斯柴尔德也在教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拉拢这些政客：“我们已故的父亲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对一个犹太人负债，他就在这个犹太人的掌控之中了。”[9]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客户包括卡尔·布德鲁斯，黑森-卡塞尔高级财政官的选举人；卡尔·西奥多·冯·达尔伯格，前光明会成员，他从年到年一直是莱茵联邦的首领；夏洛特公主的配偶，后来的比利时国王，萨克森-科堡家族的创始人利奥波德；还有约翰·查尔斯·赫里斯，年10月任英国总干事，后来（短暂地）任财政大臣兼贸易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威廉·斯图尔特，伦敦德里的第三侯爵，卡斯尔雷勋爵的兄弟；奥尔良公爵，后来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亲王；和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埃斯特哈奇王子。罗斯柴尔德家族赢得政治精英喜爱的一个关键方式是拥有一个非凡的情报系统和通信网络（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商业竞争对手）。那个时代，邮政服务缓慢且不安全：年，从巴黎寄往法兰克福的信件通常只需要48小时；而在年，从伦敦到法兰克福的邮件可能需要一周的时间，从巴黎到柏林的邮件需要9天。[10]尽管罗斯柴尔德的兄弟们必须进行通信，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邮政服务，转而依靠自己的私人信使，包括在多佛为他们包租船只的代理人。[11]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内森·罗斯柴尔德是伦敦第一个得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消息的人，这要归功于罗斯柴尔德信使迅速通过敦刻尔克和迪尔，传递了第五份也是结论性的特别公告（6月18日至19日夜间在布鲁塞尔发布的），并在大约24小时后——至少在亨利·珀西少校向内阁递交惠灵顿的官方文件之前36小时——送达他的府邸。[12]最近有人对这个故事表示怀疑，但事实仍然是，罗斯柴尔德收到这个消息的时间还是非常早的——即使是在6月21日，这让他“对提前知道的胜利信息做出了万全的应对措施”。当天晚些时候，《喀里多尼亚水星报》驻伦敦记者发回一份关于这场战争结果的报道，称其消息来源是一位“权威人士，他读过从根特发给罗斯柴尔德的信件，这名伟大的股票经纪人拥有最佳的情报系统”。[13]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使用私人信使：仅在年12月，就从巴黎派了18名信使去加来（并因此去了伦敦），3名去萨尔布吕肯，1名去布鲁塞尔，1名去那不勒斯。[14]从年起，他们也用上了信鸽，尽管他们并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依赖信鸽传递信息。开发这种快速安全的通信网络有许多好处。首先，罗斯柴尔德家族用它为欧洲精英提供一流的邮递服务。年在伦敦，夏多布里昂子爵从杜拉斯公爵夫人那里收到了“一份重要的电报”，传信人就是她的门徒罗斯柴尔德。[15]到年，“从罗斯柴尔德那里收到消息”已成为伯爵夫人内塞尔罗德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6]年后，在罗斯柴尔德邮递服务的使用者和支持者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了。[17]此外，他们的信使服务也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能力为重大政治事件和机密信息提供官方渠道，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年，詹姆斯提出将法国从巴黎到伦敦的外交文件传达给内森·罗斯柴尔德，以便在外交文件到达法国大使之前内森能得知消息。[18]年，一名前往亚琛会议的英国外交官被内森的情报量震惊：“他对我们党内的细节，和可能组成这个党的人员的了解都是正确的，但我相信其中一些人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在外交部出现过”。[19]年2月，贝里公爵（法国国王查尔斯十世的第三个儿子）被暗杀，罗斯柴尔德家族首先将新闻传到了法兰克福和维也纳。[20]同样，当夏洛特公主于年去世时，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这个消息传到了巴黎。[21]作为首相，乔治·坎宁不喜欢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断窃取英国大使的报告，但是他也从不忽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重要情报，如土耳其在阿克曼的投降。[22]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向伦敦的阿伯丁勋爵和波希米亚的梅特涅透露了年7月法国大革命的消息。[23]没过多久，政治家和外交官们就开始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网络，部分原因是它比用于传递外交信件的官方通信系统更快，也因为非约束性质的信息可以通过兄弟之间的私人通信系统从政府传递给政府。当然，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五个分支来获取情报，这个系统网络就会非常有限。但他们很快就发展出了一种远远超出他们最初欧洲根据地的网络。由于梅耶·罗斯柴尔德的孙子们都不希望（或不被允许）建立新的“家族”，于是他们就通过成立一个特定的受薪代理团队来实现这一举措，他们雇用该团队看管家族银行在其他市场的利益：主要是马德里、圣彼得堡、布鲁塞尔，后来是纽约、新奥尔良、哈瓦那、墨西哥和旧金山。与这些特殊员工的通信线路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且复杂的情报和商业网络。[24]像纽约的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或马德里的丹尼尔·魏斯威尔这样的人不可避免地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因为他们地处偏远，并且对当地有更多的了解；然而，需要记住的是，他们始终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情报网络的中间人。这种具有大型影响力的网络也并不是全部，与其同等重要的是一个更大但更松散的，包含着其他银行、股票经纪人、中央银行和金融报纸的联系网络。一种新的金融力量这时已经出现了。年，法国自由主义者文森特·富尼耶·韦尔纳伊首次宣称法国政府是“金融贵族的腐败傀儡，他们是所有贵族中最枯燥无味、最不高贵的”，其首领正是“罗……公爵”。[25]两年后，激进的国会议员托马斯·邓科姆在英国下议院抱怨道：有一股崭新的强大力量正在悄悄席卷欧洲，直到今天还不为人所知：这种力量的主体掌握着无限的财富，他夸口说他是和平与战争的仲裁者，国家的荣誉取决于他的想法；他的信使不计其数；他的信使比君主的信使跑得更快；国家部长的薪水由他来付。他渴望统治每一个人，在欧洲大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26]19世纪30年代中期，一家美国杂志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尽管在措辞上有所收敛：“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现代银行业的奇迹……他们两手空空却掌握着整个大陆……没有他们的建议，内阁是不会行动的。”[27]英国作家托马斯·雷克斯同时指出：“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成为欧洲的金融君主。从他们在巴黎、伦敦、维也纳、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的不同机构中，他们获得了对欧洲交易所的控制权，这是以前任何政党都无法做到的，现在他们似乎掌握着公共财政的控制权。没有他们的帮助，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现在都贷不到款。”[28]一位匿名的德国漫画家在描绘一个怪异的漫画犹太人的故事时（显然这是一个合成的罗斯柴尔德）提出了与《将军借贷》（一部关于德国贷款的双重含义的戏剧，到底是借贷还是压榨）基本相同的观点（尽管更生动）。这幅漫画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个巨大的引擎，向世界各地输送资金。[29]19世纪2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受到了一些指控，说他们在政治上与反动势力和复辟力量结盟。据一名消息人士称，他们已经成为“圣徒联盟”的成员。[30]确实，德国亲王皮克勒·马斯科在给妻子的信中首次介绍内森时，就把他称为“我们神圣联盟的主要盟友”。[31]内森同时也被讽刺为“空洞联盟”的保险经纪人，他的作用是防止欧洲发生政治冲突。[32]年，他甚至收到死亡威胁，因为“他与外国联系密切，特别是对奥地利进行了援助，而奥地利政府是反对欧洲自由计划的”。[33]早在年8月，不来梅代表参加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德国联邦议会时就指出，“奥地利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来支持它反对那不勒斯，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普鲁士早就完成宪法的制定，就不用延迟到战争发生的那一天了”。[34]对自由主义作家路德维希·鲍恩来说，他们是“国家最大的敌人，为了破坏自由，他们做了数不清的事，毫无疑问，如果像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这样的人没有向独裁者提供资金支持，欧洲的大多数人此时将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35]然而，这种判断夸大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梅特涅保守复辟愿景的政治忠诚度。正如不来梅驻法兰克福代表一针见血的观点：这个家族通过其庞大的金融交易以及银行和信贷联系，取得了一些实权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获得了对一般货币市场的控制，以至它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阻碍或促进当权者甚至欧洲最强大国家的行动。[36]如果价格合适，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为奥地利承销贷款。对于更自由的国家来说，他们也可以这样做。当奥地利皇帝说梅耶·罗斯柴尔德“比我更富有”时，他并不是完全在开玩笑。[37]拜伦在他的《唐璜》的第十二章问：“谁在控制着世界的平衡？保皇派和自由派，到底谁在统治着议会？”回答（用嘲讽的语气）：“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它的基督徒同伙巴林家族。”银行家才是“欧洲真正的领主”。[38]关键的一点是，拜伦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保皇派和自由派政权都有影响。亚历山大·威尔在《罗斯柴尔德与欧洲国家》（年）中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这一点：虽然“罗斯柴尔德过去需要各国才能成为罗斯柴尔德”，但他现在“不再需要国家，而国家仍然需要他”。[39]一年后，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罗斯柴尔德先生有着自己的王室网络、政府网络。他的脑子里有它们所有的账目，他甚至不用看账本就能对它们说‘如果你任命这样一位官员，你的账户将会变成赤字’这样的话。”[40]在另一个方面，等级秩序与其说是“恢复”了，还不如说是在年后重新排列了。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这样的大家庭可能会给新秩序赋予王室谱系的合法性，但是支持欧洲君主制的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暴发户，因为它拥有新的信贷和信息网络。26工业网络在获得所有成就之前，内森·罗斯柴尔德最开始在英国展开他的职业生涯，他购买成品布出口到欧洲大陆。那些早期留存下来的记录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的经济形态。从年他第一次到达英国，到年他在伦敦正式成立罗斯柴尔德公司，这段时间，罗斯柴尔德不仅走遍了兰开夏郡，还去了诺丁汉、利兹、斯托克波特，甚至格拉斯哥，寻找纺织品运送给德国的客户。他不仅购买成品布，还进行了一番调研。“我一到曼彻斯特，”他后来告诉下院议员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就把我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东西实在太便宜了，我获得了很好的利润，因为我很快发现有三种东西（材料、染色和制造）利润巨大。于是我对制造商说，‘我给你提供材料和染料，你将向我提供制成品’。所以我获得的就是三种东西而非一种东西的利润。这样我出售的商品会比任何一个商家都便宜。”[1]随着新的纺纱和织造技术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中部迅速传播，以及众多小制造商相互竞争，一个积极进取的中间商所获得的机会是巨大的。正如他在年12月所解释的那样：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住在曼彻斯特周围20英里的乡下织工把他们的货物带到这里，有20到30件，有的多一点儿，有的少一点儿，他们以两个月、三个月和六个月的信用期卖给这里的商人。但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普遍缺钱，并且愿意牺牲一些利润来获得这些钱，一个携带现钱的人有时可能会得到便宜15%或20%的货物。[2]此外，随着业务的扩大，他开始向除了他父亲的公司以外的公司出口，罗斯柴尔德一开始不仅提供低价商品，还提供合理的信贷条件，告诉这个买家，他的钱“在你手中跟在我口袋里是一样安全的”。[3]然而，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价格和利率极不稳定，供应商未能交货的次数几乎和买方未能付款的次数一样多。此外，随着年和年拿破仑下令禁止与英国的所有贸易后，英国和法国爆发了经济战争，罗斯柴尔德不得不转向走私活动。像19世纪的知识和政治革命一样，工业革命也是网络的产物。尽管一些政府行为（尤其是针对从印度进口布料的歧视行为）也推动了这一进程，但没有统治者下过明确的指令。除了内森·罗斯柴尔德所属的信贷网络之外，还有一个资本网络允许企业家和投资者汇集信息、资源和技术以提高生产力和交换创新。詹姆斯·瓦特正是通过网络的力量才实现了他对蒸汽机的改进，该网络包括格拉斯哥大学的约瑟夫·布莱克教授和伯明翰银月社的成员。[4]大多数纺织制造公司规模小，相对容易融资，但资本密集型企业，如合资运河公司或保险公司则严重依赖投资者网络。[5]在前工业化时代，国际进出口在很大程度上由商业网络管理着。在所有这些网络中，亲属关系、友谊和共同的宗教信仰都发挥了作用。当新的制造技术跨越大西洋到达美国时，情况也是如此。[6]如图26.1所示，瓦特和费城发明家奥利弗·埃文斯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后者却在前者的基础上发明了高压蒸汽机。事实上，他们之间有着四度分隔的联系。[7]但是创新的冲动，即“改善心态”，几乎像宗教信仰一样传播开来（据一位学者说）。[8]在工业革命的每个阶段，网络都发挥着关键作用，不仅传播新的工艺，更重要的是汇集人才和资本。正如日益高效的蒸汽机的发展是一个网络集体努力，而不是个别英雄发明家个体努力的结果一样，后来航空领域的突破要归功于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些核心成员，如莱特兄弟。在那个“小世界”里，《飞行机器发展》（年）的作者奥克塔夫·沙努特是最重要的连接者——在第一架飞机的发明中扮演了保罗·里维尔的角色。[9]图26.1“蒸汽网络”：詹姆斯·瓦特、马修·博尔顿和蒸汽机技术的社会网络，约—年。工业化时代，英国历史的核心难题是为什么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没有关联。换句话说，为什么18世纪末英格兰和苏格兰出现的网络强大到足以催生现代制造业，却不足以推翻英国君主、贵族和教会的等级制度？年，在整个欧洲大陆，那些签署了各种请愿书的人被卷入另一波革命浪潮——这一次革命蔓延到柏林和维也纳，并导致了梅特涅的垮台。[10]在英国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著名的辉格党演说家亨利·布鲁厄姆试图创建一个传播有用知识的社团，而不是一个传播共和思想的社团。就连宪章派在组织扩大选举权的运动时，也是有条不紊地聚集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革命成分在其中。对此，有的解释是，18世纪的英国政府在很大种程度上向“下层社会”灌输了一种观念，即作为“英国人”，他们在现有社会秩序中有着爱国主义的利害关系。[11]汉诺威时代最大的骚乱是狄更斯在《巴纳比·鲁吉》中生动描绘的反天主教的戈登骚乱。还有一种解释是，英国精英以高超的技能适应了迅速变化的工业时代。总的来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在政治倾向上是自由的，而他们的汉诺威亲戚则不然。此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新金融精英们在政治上比许多批评家所赞赏的更加灵活。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运动是一个能很好地说明英国为什么避免革命的案例。废奴主义运动始于议会之外的宗教少数群体（主要是贵格会教徒）和新组织，如废除奴隶贸易协会等，后来社会减少了奴隶并逐渐废除了奴隶制。早在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它就渗透了下议院。年5月12日，就在巴黎三级会议开幕一周后，威廉·威尔伯福斯在下议院发表了他的重要演讲《关于恐怖的奴隶贸易》。不少于40万人在年签署了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约占成年男性人口的12%——也是曼彻斯特人口数量的一半。[12]年，反对恢复法国奴隶贸易的请愿书上的签名数量为.5万。[13]年，骚动更大了，当时议会收到了将近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其中包括一份长达半英里的请愿书，由35万名妇女联名写成，由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的女儿普里西拉缝到一起。[14]然而，与美国殖民地和法国不同的是，这个网络从未威胁要将国家拖入革命的旋涡。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这个问题涉及远离不列颠群岛的人们的利益：非洲奴隶和西印度种植园主。第二个原因是，尽管这一请愿在18世纪90年代步履维艰，但政治精英对议会施加的压力得到了相对迅速的反应，最终，年英国废除了奴隶贸易，然后在年解放了近80万名英国属地的奴隶。第三也是最后一个原因，西印度种植园主是一个太小的利益集团，无法行使否决权。长期以来，关于加勒比地区的英国糖料生产商是在废除奴隶制之前就已经陷入危机，还是在经济辉煌时期戛然而止的争论非常激烈。令历史学家一直不解的是，英国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导者转变为公开和活跃的反对者的速度为什么如此之快。[15]很明显，尽管英国的食糖消费量激增，但糖价在整个18世纪却在持续下跌。而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其价格又大幅飙升——因为圣多明各奴隶起义造成的生产中断仅被古巴、毛里求斯和印度种植园产量的增加部分抵消了，但在年之前又下降了，后来随着和平的到来价格进一步下降。相比之下，奴隶的平均价格却没有下降。然而，有人认为这些趋势注定了西印度糖业的灭亡——“废除奴隶制是西印度群岛困境的直接结果”[16]，这样的论点却并不令人信服。随着整个欧洲对糖的需求不断增加，在古巴，更不用说在巴西了，保持奴隶制的机会对于英国种植园来说也是存在的，但是废除奴隶制不可避免地会推高劳动力成本。对英国种植者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英国经济的迅速多样化，用于生产和再出口的棉花进口在重要性上迅速超过了食用糖。到19世纪20年代末，棉花已经占了英国出口的一半。作为英国纺织业的主要城市，曼彻斯特在伦敦的政治影响力比在牙买加更大，并且很容易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和持续的奴隶贸易视而不见，而兰开夏郡的原棉份额正是从那里来的。不得不说，正是内森·罗斯柴尔德（从棉花贸易商转型成了银行家之后）资助了年废奴法案公布后政府补偿奴隶主所需的0万英镑贷款。[17]事实上，在解放奴隶的立法通过后，内森立即与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共进晚餐。[18]之后，内森的儿子们在英国犹太人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维多利亚女王也将他的孙子纳撒尼尔晋升为上议院议员。年英国的社会极其不平等。土地财富高度集中在世袭贵族手中，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包括旧政权下的法国都要多。税收制度异常落后，大部分收入来自消费税，大部分支出流向陆军、海军，以及富有的政府官员和政府债券的持有者。然而，19世纪早期的议会外运动（不是废奴运动，也不是随之而来的选举改革运动）都没有严重威胁到已经建立的秩序。这是因为，与法国不同，英国的等级制度知道什么时候该顺应潮流。废奴主义者认为，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年的继位是一个改革的契机，而不是一个障碍，年轻的君主很快就会因为压力而支持他们的运动。她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阿尔伯特亲王，他在结婚仅三个月后，在一次“奴隶贸易废除和非洲文明协会”的会议上发表了第一次公开演讲。阿尔伯特亲王说：“我深感遗憾的是，英国用仁慈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直试图阻止这种残酷的人口贩运行为（同时也是荒凉的非洲和文明的欧洲最黑暗的污点），但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我也真诚地相信，这个伟大的国家不会放弃努力，我们会坚持到这种违背基督教精神和人类天性中最美好感情的事情永远停止的那一刻。”[19]27从五国分权到霸权主义年以后，18世纪90年代爆发的混乱得到了控制。在拿破仑统治下，一个新的等级秩序强加在法国的网络化无政府状态上。法国大革命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挑战最终为五个大国强制推行的新的“合奏”所克服，其中包括法国君主制的复辟。在整个19世纪，君主政体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形式。在每个欧洲国家，恢复的不仅仅是世袭原则的合法性；而且随之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分层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王室精英与新的富豪精英建立了共生关系（更古老的国家贵族对这两者都嗤之以鼻）。从这个意义上说，“复辟”是一个不完美的描述，那些试图无条件回归旧制度的人（尤其是法国的波旁王朝）很快就失败了。时光无法倒流，也没有人能够阻止它继续向前。工业革命的发生增加了人口和人们的收入。历史上第一次西欧城市的规模超过了东亚。事实证明，除了更有效率地生产服装之外，新的制造技术还有其他用途。战争也开始被铁甲船和更致命的枪支工业化。国民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型工业公司的影响，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以及资助他们的银行家开始组成新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尽管他们与旧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年的世界地图是一幅帝国拼图，11个西方帝国控制着地球领土不成比例的份额（总共58%），更不用说人口（57%）和经济产出（74%）了。[1]就连美国也有了海外殖民地。这肯定已经不是保罗·里维尔骑马去列克星敦时所期盼的未来，英国人赢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一个拥有万人口、陆地面积刚刚超过12万平方英里的王国，统治了超过3.75亿的人口和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个庞大帝国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也许是它的驻防异常松懈。年，有9.9万正规军驻扎在英国，7.5万驻扎在印度，4.1万驻扎在帝国其他地方。而海军有10万人，印度本土军队有14.8万人。这些只占帝国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而且也没有受到严格的管理。年至年间，印度“契约”公务员很少超过人，相比之下，英国统治结束时，印度人口超过4亿。这种精简的人员配备并非印度独有。整个非洲殖民服务局的行政精英，分布在人口约万的十几个殖民地，人数略多于人。[2]这怎么可能呢？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怎么能仅仅是一个“守夜人国家”（德国社会主义者费迪南·拉萨尔在年创造的贬义词）的角色呢？[1]Theelevenwere:Austria-Hungary,Belgium,France,Germany,Italy,Netherlands,Portugal,Spain,Russia,theUnitedKingdomandtheUnitedStates.Author’scalculations,basedondataintheStatesman’sYearbook.[2]SeeingeneralFerguson,Empire.Part05圆桌骑士28帝国生活在约翰·巴肯的小说《三十九级台阶》中，一个被称为黑石的邪恶组织密谋窃取“调动英国本土舰队的部署”。在一连串谋杀情节和只有在通俗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极其复杂的追逐戏之后，巴肯笔下的一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英雄理查德·汉内揭穿了这个阴谋。继鲁德亚德·吉卜林之后，巴肯是最能捕捉到20世纪早期英国帝国主义精神的作家。[1]就像他的大部分作品一样，《三十九级台阶》将世界按种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最上层是聪明且肌肉发达的苏格兰人，其次是粗犷的南非人，再次是没有足够军力的美国人，之后是男女之间诸多猜忌的德国人，之后是犹太人，以及一些其他的低等人。[2]然而，正如巴肯的小说一样，《三十九级台阶》中真正的主角不是一个人，而是各种各样的网络：黑石等秘密团体，以及从事临时反间谍活动的贵族绅士团体——这部小说包括一个从罗得西亚归来的苏格兰人，一个美国自由职业者和一位拥有土地的天真的政治家。巴肯年出生于珀斯，在柯科迪长大，是苏格兰长老会自由教会牧师的儿子。自詹姆斯·博斯韦尔时代以来，大英帝国为雄心勃勃的苏格兰人提供了职业发展的专属阶梯，而巴肯就登上了这一阶梯。从格拉斯哥的哈奇森文法学校毕业后，他在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攻读了人文文学（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学位课程，也被称为“伟大的文学”）。在牛津大学，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学者，经常取得第一名，并赢得了牛津大学辩论社主席的职位，这个颇有声望的辩论社是专为未来首相面临的议会辩论做准备的。年至年，在布尔战争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担任南非高级专员米尔纳勋爵的政治私人秘书。年，他和威斯敏斯特公爵的表妹苏珊·格罗夫纳结婚了。巴肯不满足于成为一名多产的作家，他还攻读了律法，并作为律师参与开庭。他既是托马斯·尼尔森父子公司的合伙人，也一度是《旁观者》的编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没有上前线，转而领导了新成立的新闻部，战后，他代表苏格兰高等教育界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并在下议院待了8年。在上述过程中，他还不知疲倦地创作：平均每年写一部惊悚小说，再加上一部多卷本的战争史。年，他的人生巅峰时刻来临了，他被授予爵位（埃尔斯菲尔德的特威兹穆尔男爵），并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督。[3]总的来说，巴肯在帝国等级制度中成长起来，在学术成果、社会关系、职业道路、政治地位和政府官方职务方面不断取得成就——尽管没有达到他的最终目标（印度总督或至少一个内阁职位）。然而，他的这些成就离不开他所属的网络：与米尔纳勋爵相联系的“幼儿园”或“圆桌会议”。这是众多臭名昭著的历史网络之一，而这一恶名来自很有影响力的乔治城大学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的著作[4]，他说这个网络“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秘密社团……也是大英帝国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力量之一”。[5]奎格利认为，该网络的目标是“在英国周围的联邦结构中团结全世界，尤其是英语世界”，其方法是“在幕后秘密操控政治和经济影响……加强对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的控制”。[6]20世纪40年代末，奎格利承认圆桌会议“相当成功地掩盖了其存在，它的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对拥有实权而不是表面的权力感到骄傲，可能对英国历史最熟悉的学生也不知道他们”。尽管如此：它策划了年的詹姆逊突袭案；它引发—年的布尔战争；它建立并控制着罗德基金会；它在—年创建了南非联邦；它于年创办了南非期刊《国家》；它还在年创办了大英帝国期刊《圆桌会议》，这仍然是该组织的喉舌；它是一代人以来牛津万灵学院、贝列尔学院和新学院中最强大的单一影响力；它还控制着《泰晤士报》除了—年这三年以外的五十年；在—年，该组织创造并宣传了“英联邦”的概念；它是—年劳埃德·乔治政府的主要决策影响者，并占据了年和平会议英国代表团的大部分席位；它对国际联盟和授权制度的形成和管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在年成立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至今仍然控制着它；它还是—年英国对爱尔兰、巴勒斯坦和印度政策的主要影响者之一；它对—年间德国的绥靖政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自布尔战争以来英国帝国和外交政策的历史消息的来源和撰写。[7]抛开这些引人注目的对该网络的渲染，我们知道这最后一条肯定不再适用于当下了。现在的学者可以公开、冷静客观地撰写有关圆桌会议的文章，尽管奎格利的这一指控还会被阴谋论者不断提起。29帝国虽然圆桌会议网络无法完全主宰世界，但不可否认的是，极少数英国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命运。让我们再思考一下前文提到的问题：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是英国人是如何融入他们的帝国中其他地方的权力结构的。例如，在坦桑尼亚的坦噶尼喀，唐纳德·卡梅伦爵士努力加强各方联系，“从农民……到他的首领，从首领到副区长，从副区长到区长，从区长到区公所”。在西非，金伯利勋爵认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受过教育的当地人毫无关系更好。我只会和世袭酋长打交道”。在担任埃及新任高级专员之前，乔治·劳埃德坚持认为，“所有东方人都对勋爵的地位尤其看重”。英国西非帝国的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卢格德认为，这个帝国的全部目的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传统规则，作为社会安全的堡垒……最重要的永远是地位”。[1]卢格德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间接统治”理论，根据该理论，英国的主导地位可以通过将所有地方权力下放给现有精英来维持，只保留中央权力的基本要素（特别是财政权）。在他的著作《英国在非洲热带地区的双重使命》（年）中，卢格德将间接统治定义为“有系统地利用人们的习惯制度以作为地方统治的机制”。[2]在所有这些传统地位等级之上，英国人增加了他们自己的帝国元等级。印度的礼仪严格受“优先授权令”的约束，该授权令在年由不少于77个不同的等级组成。在整个帝国，官员们渴望获得最杰出的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位，不管是作为“叫我上帝”（CMG，对最低等级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的戏称），“亲切地叫我上帝”（KCMG，对英国第二等的高级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士的戏称），还是保留给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的“上帝叫我上帝”（GCMG，对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的爵士的戏称）。寇松勋爵称，“全世界讲英语的社会都对头衔和优先权有着永不满足的野心”。他可以加上一些修饰语，因为这些几乎是全人类都渴望拥有的。尽管约翰·巴肯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他还是因自己只拿到那么少的奖章而内心备受折磨。然而，仅仅依靠等级制度——更不用说势利体系了，大英帝国不会达到如此幅员辽阔的程度，也不会持续如此长的统治时间。革命网络在19世纪并没有消失，相反，随着卡尔·马克思学说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的传播，现代最大的网络之一诞生了：社会主义网络。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激进民族主义等其他革命运动也在19世纪后期蓬勃发展。然而，这个时代的等级结构——帝国和民族国家，很容易控制这些网络，即使它们诉诸恐怖主义的手段。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创造的新通信技术——铁路、轮船、电报和后来的电话，以及国家邮政服务和报纸，不仅建立了一个比社会主义者所能建立的网络更大的网络，还成功地将工业经济中大量涌现的各种形式的劳工组织编织在一起，[3]并很好地让它们处于自己集中的控制之下。很明显，蒸汽动力和缆绳加速了通信。在航海时代里，横渡大西洋要花4～6个星期；而随着蒸汽船的引入，19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个时间减少到两星期，19世纪80年代，这一路程仅需10天的时间。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从英格兰到开普敦的旅行时间从42天缩短到19天。此外，轮船变得更大更快：同一时期，轮船的平均总吨位大约翻了一番。因此，从一个大都市穿越海洋到另一个帝国不仅花费的时间变少了，成本也低了很多。从纽约运送大量小麦到利物浦的成本在年至年间减少了一半，在年至年间再一次减半。此外，电报的发明创造了更大的奇迹，年以后，以每分钟8个字的速度跨越大西洋传递信息成为可能。而此时，控制集中的趋势却不那么明显。英国铁路网是在年后建造的，看起来只有很少的国家干预，但是在私营公司建造铁路的过程中，大英帝国还是提供了慷慨的政府拨款，这也保证了政府的分红。印度的第一条铁路线连接了孟买和21英里外的塞恩，于年正式开通；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英国相继铺设了近2.5万英里的轨道。其实，该铁路网络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战略和经济目的。电报也是如此，到年，电报在印度得到了充分发展，在镇压那一年由当地士兵发起的叛乱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名叛乱者在执行死刑的路上，将电报认定为“勒死我的该死的绳子”。）然而，通信中心化的关键突破是建造耐用的海底缆绳。一种重要的帝国产品（来自马来亚的一种叫作古塔胶的橡胶）使其成为可能。年，英国政府批准铺设第一条跨海峡缆绳，15年后，第一条跨大西洋缆绳完工了。当第一条成功的电报线路横跨大西洋时，这显然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从爱尔兰到纽芬兰的缆绳清楚地表明了哪种力量最有可能主导电报时代。到年，全世界共有英里长的缆绳，将英国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和澳大利亚连接起来。这时，一条信息在四先令一个字的价格下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从孟买传递到伦敦。用一位新技术的倡导者查尔斯·布赖特的话来说，电报是“地球的电神经系统”。正如一位杰出的帝国评论员所说，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传播革命实现了“距离的毁灭”。这也使得远距离毁灭成为可能。《每日电讯报》宣称，时间本身被电报告知已经不复存在。[4]敢于挑战帝国世界秩序的反叛者也是如此说的。然而，尽管全球有线网络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得如此迅速，但其自身的业务仍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实现跨大西洋电报梦想的不是维多利亚女王，而是一位热爱冒险的苏格兰人约翰·普伦德。出生在利文谷的普伦德在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的棉花贸易中赚到他的第一笔财富，正是他作为一名商人的经历——不断等待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促使他首先投资英国和爱尔兰磁电报公司，然后投资大西洋电报公司。当该公司煞费苦心于年铺设好的缆绳被炸毁时，第二笔投资也泡汤了——这是那位不合格的“首席电工”的过错：他试图通过将电压提高三倍以上来提高传输的清晰度。年，普伦德再次尝试，将大西洋电报公司合并为一家新的电信建设和维护公司。灾难再次降临：绝缘性更好但更重的缆绳断裂并沉入大西洋中部的海底。普伦德和他的合伙人，英国铁路工程师丹尼尔·古奇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英美电报公司，并接管了这项业务。在第三次尝试中，他们终于成功了。古奇，他亲自铺设了当时最大的蒸汽轮船大东方号的缆绳，他描述了当他们到达纽芬兰时，他和船员们受到的欢迎：那里……有我所见过的最疯狂的兴奋和喜悦。所有人似乎都欣喜若狂，跳进水里大喊大叫，他们仿佛觉得远在华盛顿的人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缆绳一接触陆地，岸上就发出了信号，港口的所有船只都向它敬礼。我不知道自己听到了多少枪声，但是噪音很大，烟雾很快就把船只包裹起来，视线变得模糊起来。枪声在海湾周围的群山中发出巨大的回响……电报一到……那个被用作电报局的小木屋……另一个激动人心的疯狂场景随即发生。老缆绳手似乎能吃掉缆绳似的，一个人真的把它放进嘴里，然后吮吸起来。[5]两天后，古奇看到他的一些船员在阅读电传的《泰晤士报》头条新闻庆祝他们的成就的报道。“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说，比尔，我们是民族的骄傲了。’‘是的，’比尔说，‘我们是。’他昂首阔步，背部挺直，至少比平时高出了2英寸[6]。”[7]尽管英国政府已在年将国内电报网络国有化，但并没有扩展至整个跨大西洋地区。普伦德没有因此浪费时间。年，他成立了法尔茅斯、直布罗陀和马耳他电报公司、英印海底电报公司和中国海底电报公司。短短几年，伦敦通过电报与马耳他、亚历山大、孟买、新加坡和香港连接起来。到年，另外两家普伦德公司已经通过新加坡将孟买与阿德莱德连接起来。普伦德合并了一些新兴的缆绳网络的核心元素，组建了东方电报公司，并继续不懈地扩张，年他的公司将里斯本与巴西伯南布哥连接起来，19世纪80年代他将手伸向了非洲。他总共创办了32家电报公司，其中大部分最终成为东方电报公司的子公司。到年去世时，普伦德控制的公司拥有全球电报系统1/3的股份（见插图15）。发明家进行实验，商人进行投资和竞争，而政府收取战略利益。国际机构（如年成立的国际电报联盟）进行监管或协调工作。[8]但最终出现的是国际电报业的双头垄断：年，当美国的西联电报公司收购英美电报公司后，它控制了跨大西洋的通信，而东方电报公司则管理着世界其他地区。整个系统的枢纽是伦敦，但是那里的政府不需要直接拥有网络，就像它不需要直接统治印度的王权国家一样。19世纪60年代普伦德成为自由党，后来成为自由工会议员，年成为高级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年获得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普伦德是痴迷于地位的英国政治精英的集合体，正如特罗洛普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中尖刻地描绘的那样。从普伦德的大胆创业到全球电报网络的创建等一系列事件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特征。类似的过程也推动了马来亚橡胶种植园的发展，这里是古塔胶的来源地，没有古塔胶，海洋缆绳网在技术上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位任性的海外冒险家亨利·威克姆在马来西亚从事种植业，但生意失败了，之后他从巴西获得了巴西橡胶树的种子，并把它们送到了伦敦。他的工作得到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秘书克莱门茨·马卡姆爵士的资助，他真正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是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查尔斯·达尔文的朋友约瑟夫·胡克是该植物园的主管）以及锡兰和新加坡的植物园完成的。最后，东南亚特别是马来各州种植园的大规模投资是由私人资本完成的。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价格暴跌时，马来亚殖民当局才适当介入。[9]因此，大英帝国规模大、统治长久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相对较少的干预。尽管它的理论是等级制的，就像约翰·巴肯一样，维多利亚州的种族理论家根据继承的智力水平对人类进行了排名，但实际上，它是将相当大的权力授予了地方统治者和私人网络。与拿破仑短暂的欧洲帝国不同，大英帝国不是由一个统治天才治理的，而是由一群绅士、一群业余的“统治爱好者”管理的，他们看似毫不费力的优势依赖于当地代理人和本地合作者的默默努力。英国扩张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是这样管理的，从财政[10]到传教工作。[11]总部虽在伦敦，但是当地管理者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只要他没有表现出“诉诸本土”的迹象。在某些情况下，英国的影响力几乎没有中心方向。拉丁美洲初级教育的监督制度的推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统治阶级是非正式的帝国主义。这一教学系统是由约瑟夫·兰卡斯特和安德鲁·贝尔开发的，用于英格兰和英属印度。19世纪，西班牙裔美国政治家詹姆斯·汤姆森在伦敦知道了这一系统后，他作为英国和外国学校协会、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以及西班牙皇家学会的往来代表将其带回了南美洲。[12]然而，19世纪后期的经济趋势无疑是规模收益的递增和集中，几乎每个工业部门都有明显的集中趋势。公司变得更少，一小部分的规模却变得很大。除了一些明显的案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合作伙伴关系，最大的公司不再由创始人家族拥有和管理。克莱德河畔影射着整个工业世界：股份公司成了大规模企业的主导形式。[13]安德鲁·卡内基，一个移居美国的苏格兰移民，可以被称作“工业上的拿破仑”，其同名钢铁公司是美国镀金时代的巨兽之一。“这是社会为竞争法则付出的代价”，他在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但是这项法律的优势更大，正是由于这项法律，我们的物质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为我们的培训带来了更好的条件。但是，不管法律是良性的还是非良性的，我们都必须讨论它，就像我们讨论人类状况的变化一样……因为它的存在；我们无法逃避，也找不到替代品。虽然法律有时对个人来说很难，但对种族来说却是最好的，因为它确保了每个部门的适者生存法则。因此，我们接受环境的巨大不平等，商业、工业和商业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这是我们必须适应的，当然，还有它们之间的竞争法则。这不仅是一种良性的系统，而且对种族的未来进步至关重要……促进种族最大利益的事情不可避免地会给少数人带来财富。[14]但是卡内基没有建立一个家族王朝，相反，他鄙视财富继承，几乎把所有的财富都捐出去了。他的卡内基钢铁公司本身是年合并的结果，九年后被美国钢铁公司（尽管不是垄断性的）兼并。而资本的集中并不局限于电报和钢铁领域。国际金融体系变得像一个无标度网络，大量的金融财富集中在少数金融中心，其中伦敦是最重要的一个。[15]新闻业也是如此。表面上看，当地报纸的数量是巨大的；但仔细研究后你会发现，国内和国际新闻的供应被三家欧洲新闻机构（路透社、哈瓦斯通讯社和沃尔夫通讯社）组成的集团垄断，其他报纸的报道大部分只是转载。[16]到19世纪后期，甚至教育界也出现了集中化的迹象。随着德国大学重要性的显著提高，科学革命松散的国际网络发生了变化（见图29.1）。[17]德国教育在等级结构的刚性上似乎是在借鉴普鲁士军队。在精英高中文理中学，男孩们根据他们在成绩排名中的位置坐在教室里。[18]在伟大的大学——哥廷根、海德堡、耶拿、马尔堡、图宾根，教授们都是严格的纪律执行者，他们专横地对待自己的研究生。在提高从古典文学到有机化学等领域的出版研究的质量和数量方面，该系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德意志帝国在海外领土面积上落后于英国，但在科学和工业方面，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图29.世纪科学实践的网络。A阿姆斯特丹，A1阿维尼翁：B1巴塞尔，B2巴思，B3柏林，B4博洛尼亚，B5波恩，B6布雷斯劳；C1卡昂，C2剑桥，C3哥本哈根；D第戎；E爱丁堡；F1菲拉拉，F2佛罗伦萨，F3弗赖堡；G1日内瓦，G2吉森，G3格拉斯哥，G4哥廷根；H1哈雷，H2海德堡，H3黑尔姆施泰特；J耶拿；K1基尔，K2柯尼斯堡；L1莱顿，L2莱比锡，L3伦敦，L4里昂；M1马尔堡，M2摩德纳，M3蒙波利埃，M4慕尼黑；N纽伦堡；O牛津；P1帕多瓦；S1圣彼得堡，S2斯德哥尔摩，S3斯特拉斯堡；T1图宾根，T2都灵；U乌普萨拉；V1威尼斯，V2维也纳；W1维滕贝格，W2维尔茨堡；Z苏黎世。英国精英则相对开放一些。贵族投资铁路，加入银行董事会，将他们的女儿嫁给犹太人或美国人的“新贵”。德意志帝国生活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现代化似乎已经移植到了一个前工业社会结构中，普鲁士的“乡绅”阶级似乎仍然占据着上风。根据19世纪对中欧和东欧农村社区的研究，对于很大一部分欧洲人来说，即使在年，现代化也是一个遥远的愿景——而且越往东走，这个时间点就越早。帝国之外的德国社区是一个伦敦人只可能在格林兄弟的童话中遇到的世界。[19]在奥地利盖尔山谷，自16世纪以来，“内部通婚”的模式主导了婚姻决策和家谱。[20]在俄罗斯波罗的海利沃尼亚省平肯霍夫的土地上，多个家庭在一个指定负责人的领导下一起住在木制农场的大宅子里，一起在田地里工作。[21]然而，世界的现实是工业化和民主化——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被介绍给大多数德国人，这对旧秩序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在特奥多尔·冯塔纳年出版的小说《施泰希林》中，玻璃工厂象征着勃兰登堡州旧农村秩序的崩溃，正如老乡绅施泰希林感叹的那样：他们将制造的蒸馏器送到其他工厂后，就马上开始在这些绿色气球中蒸馏出各种可怕的东西：盐酸、硫酸、硝酸……每滴物质都能烧出一个洞，不管在亚麻、布还是皮革上，一切都被烧焦了。当我想到我的同乡也参与其中，并且非常高兴地为伟大的世界大战提供工具的时候（韦尔丹·布伦南将军）——啊，我的天哪，这让我感到痛苦。[22]名门望族的家族网络曾经长期主导着地方权力结构。[23]如今，这个网络不仅遭到新的国家政党的持续挑战，也受到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日益增长的官僚机构的持续挑战。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努力成为日耳曼人的理想教授，最后却精神崩溃）将这一进步理解为政治进程的合理化和对世界的“祛魅”。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在传统网络日益消减的政治环境中煽动者能够发挥的力量。30太平天国当欧洲帝国将其钢铁和橡胶覆盖的网络扩展到陆地和海底时，东方世界幸存的帝国王朝——特别是奥斯曼帝国和清朝，正在努力解决相似的难题。然而，清朝的权力结构与西方帝国大不相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地方权力一直被亲属关系网络控制。[1]然而，正如我们在第11章中看到的，清朝官员是在精英竞争考试，也就是科举考试的基础上被挑选出来的，这种制度就是要让官员对皇帝绝对忠诚。[2]客观来说，清朝被称为“官僚专制”，在等级秩序中，这些“以声望、权力、流动性和安全感为衡量其职业生涯标准的人”进行着官僚统治。[3]每一个朝代的噩梦就是各地周期性地爆发的由网络驱动的起义。事实上，儒家官员长久以来都认为“白莲教”会一再威胁他们的地位。白莲教起源于佛教的净土宗，可追溯至公元年著名的慧远和尚。在元、明、清三个朝代，人们倾向于将任何一种非正统的教义称为白莲教义、邪教或天主教。[4]就像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被“巨大的恐惧”席卷一样，年，一场“叫魂”的恐慌席卷了整个中国，村民们不仅指责乞丐和流动僧侣，还指责官员甚至皇帝神秘地夺取了人的灵魂。[5]乾隆皇帝成功地扭转了这种恐慌情绪，重新确立了他在清王朝官僚机构中的权威。然而这股叫魂狂潮暴露了这个系统的一个严重弱点：按照欧洲的标准，它的官僚手中的实权很小，其合法性也值得怀疑。19世纪，这一体系强大到足以将清朝的统治向北和向西扩展，远远超出明朝和历朝历代的核心历史疆域。[6]但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它却无力抵抗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入侵——只有足够强大，才能禁受住一场影响力完全超过白莲教和叫魂恐慌的危机：太平天国运动。正如我们所见，19世纪的欧洲相对和平，但中国不是。无论如何，年至年席卷清帝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它远比巴拉圭、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之间的三国同盟战争（—年）或美国内战（—年）更具破坏性，后两者分别是19世纪第二和第三大冲突。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流行病（尤其是霍乱）和饥荒接踵而来。太平天国运动对网络历史有三重意义。首先，起义源于一个名叫“拜上帝会”的传教组织，这个教派最初只吸引来自边缘群体的信徒，但随后在中国汉族腹地的大部分地区蔓延开来。其次，外部（同样主要是英国）的影响既加速了冲突，又助力了对起义的镇压。第三，内战的毁灭性影响导致大量中国人外流——这种外流几乎与同时期欧洲贫困地区的人口外流一样大。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国内和其他地方一场不那么暴力，但在某些方面更为严重的民粹主义叛乱。这是更紧密联系的网络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年年初，起义开始于远离清朝首都的南方广西省（现广西壮族自治区），当时1万名强大的农民起义军在金田村（今桂平）击败了政府军。起初，少数民族壮族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占了太平军的1/4。农民起义军从广西打到南京，自封为“天王”的洪秀全在南京建都。到年，太平军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而该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个分支，他在院试考试中四次未中第。而另一领导人杨秀清之前则在广西以耕山烧炭为业。我们可以将太平天国的故事描述为一场反抗清朝统治的民众起义，反抗对象为咸丰帝和慈禧太后。他们选择南京作为首都，因为它曾经是明朝的首都。他们的目标在某些方面是革命性的，如呼吁“公有财产”和妇女平等（包括废除缠足）。其实，如果不是外部影响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太平天国运动就不会产生如此的影响力。首先是东印度公司向中国积极出口鸦片。其次是欧洲人同样准备出售武器。英国冷酷无情的政策很难被正名。“我们不请自来，用着并不和平的手段，”埃尔金勋爵承认，“我们打破了这些古老国家试图向世界隐瞒的障碍，而这些障碍背后没有神秘的东西，至少就中国而言，或许还有它日渐衰落的文明的破败和腐朽。”[7]而相比之下，新教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更尊重中国传统——像年抵达广州的伦敦传教会的罗伯特·莫里森和年出版的第一部中文《圣经》的共同译者威廉·米尔恩。然而在当时，传教士和贩毒者、武器贩卖者一样不光彩。洪秀全在一次次科举失败导致精神崩溃之后，听到了米尔恩介绍的基督教，并陷入宗教赋予他的幻觉中，他此时确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认为自己的运动是一个“崇拜上帝的社团”，并自称“太平天国”的统治者。洪秀全的搭档杨秀清也声称自己发出的是上帝的声音。另一位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接受瑞典传教士西奥多·汉伯格（出版了记录太平天国运动著作的众多传教士之一）的洗礼，成为路德教徒。美国浸礼会传教士以萨迦·杰科克斯·罗伯茨成为洪秀全和洪仁玕的顾问。另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传教士是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查尔斯·泰勒。[8]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太平天国运动看作传播基督教的一种变异形式，它不仅采纳了基督教的话语，也借鉴了基督教的实践，特别是洗礼和偶像崇拜。传教士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们的东方受教者会如此容易地接受他们宗教中最激进的思想，好像他们有意在中国重新发动了一次三十年战争一样。雍正帝在年驱逐了前一批基督徒，其中大多数是17世纪抵达的耶稣会士，没有什么比太平天国运动更能清楚地证明他这一决定的正确性了。从西方的角度出发，太平天国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场类似于年在欧洲发生的革命。但进行仔细的研究观察之后人们会发现，它更像一场早期的宗教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洪秀全是一个更成功的中国版本的“再洗礼派约翰·莱登”。人们很难意识到太平天国离成功只是咫尺之距。年，太平军占领了杭州和苏州。在占领上海失败后，他们又撤退到南京，这次撤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干预增多了。年8月，在美国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的指挥下，上海由一支由清军和西方军官组成的部队保卫着。华尔死后，英国军官查尔斯·戈登带领“常胜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直到年8月，以李文彩为首的最后一支太平军才彻底覆灭。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内战中北方军队击败南部邦联的行为类似。在这两起事件中，英国政治家都认真考虑过站在起义者一边进行某种干预，哪怕只是承认起义者是好战分子。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英国都选择了维持现状。在美国，英国人这么做部分基于北方明显的经济优势。在中国，英国人这么做则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赢得第二次鸦片战争（—年）并羞辱了北京的清政府之后，英国有兴趣支持这个脆弱的清政府，以使其接受非正式的经济从属地位。帕默斯顿勋爵谴责太平天国“不仅反抗皇帝，而且反对一切人类和神的法律”，这并不是基于他对清朝的等级制度有多尊重，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使是日渐衰落的等级制度也有其用处，总的来说，它比革命网络更可取。31“中国人必须走”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交通和通信网络是相对开放的，因为它们大部分仍掌握在私人手中。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远洋班轮和电报局是按价格配给的，仅此而已——由于技术进步，旅行和通信的价格都在稳步下降。与此同时，任何能够阅读报纸甚至听到他人读报的人都可以获得来自国外的新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意味着，在世界各地，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有他们的祖先没有的选择。他们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过得更好，更重要的是，他们朝着这些人的方向，能够去往更美好的家园。单一的贫穷问题难以推动大规模移民，通常大规模移民的条件包括国内的政治动荡和一个可及的更稳定的新定居地。年至年间，大约有1.5亿生活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人（欧洲和中国）遇到了上述两个条件。革命、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苦难与运输成本的急剧下降同时发生，其结果是人口外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三次人口外流，每一次的规模都差不多。众所周知的大规模移民（万～万）是人们从欧洲移民到美国。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大量外流到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澳大利亚（万～万），俄国和其他国家人口大量外流到中国东北、西伯利亚和中亚（万～万）。[1]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没有更多中国人流向美国？虽然太平洋比大西洋要宽得多，但从上海到旧金山的旅程并不昂贵，而蓬勃发展的加利福尼亚的经济能提供的机会更多。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移民集群发挥与东海岸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集群相同的作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横渡海洋来到这片希望之地。而实际上，这个谜题的答案是政治。因为如果不是民粹主义者反对中国移民美国，太平洋两岸的人口流动肯定会更大——今天的美籍华人也会相应增加。如今，应该很少有人记得丹尼斯·卡尼的名字，他是加州工人党的领导人，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国人必须走！”卡尼本人是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他参与了旨在结束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本土主义政党和“反中国苦力”的运动。年调查中国移民的联合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给人一种浓浓的时代感。委员会认为：“太平洋海岸要么变成蒙古海岸，要么就是美国海岸。中国人带来了专制政府的习惯、在法庭上说谎的倾向、逃税和智力不足的弱点……以致无法自治。”此外，中国妇女“被拐卖从事卖淫，待遇比狗还差”，而中国人“对病人残忍冷漠”。委员会的报告宣称，给予这些低等生物公民身份，“实际上会摧毁太平洋沿岸的共和体制”。[2]不必多说，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旧金山华人“六家公司”（代表该市华人的法人团体）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移民对加利福尼亚州贡献很大。中国人不仅为美国快速发展的铁路和农场提供了劳动力，他们还致力于改善自己定居的社区的环境。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赌博和卖淫行业中扮演了负面的角色，而统计数据显示，与中国人相比，医院和慈善机构带来更大的负担。[3]然而，一个由“劳动者和工匠”、小商人和“农民”（旨在将税收负担转嫁到大企业和富人身上）组成的强大联盟团结起来支持卡尼的事业。正如一位精明的当代观察家指出的那样，他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不仅攻击中国人，还攻击那些从雇用中国人中获利的大型轮船和铁路公司，更不用说管理旧金山政治的腐败的两党体制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无所作为，也似乎不会有什么作为来消除这些邪恶或改善人民的命运。他们只是在为自己寻找（人们所认为的）地位或工作机会，而且他们总是可以被强大的公司收买。劳动者必须自力更生；必须有新的方法和新的出发点……老党派虽然在它们举行的每一次会议上都谴责中国移民，并声称要立法禁止，但都没能阻止它……简而言之，对于煽动者来说，时机已经成熟。命运之神对加利福尼亚人已经算善良了：这些卑鄙、吵闹和自信的煽动者，根本没有政治远见，也没有建设性的才能。[4]卡尼可能缺乏远见和“建设性的才能”，但是他和他的伙伴们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从年开始，《佩奇法》禁止亚洲妇女出于“淫秽或不道德的目的”移民，此后美国立法者几乎没有停歇，直到中国移民完全被禁止。年的《排华法案》暂停了10年的中国移民，美国为离境工人颁发了“登记证”（实际上是重新入境许可证），要求中国官员审查来自亚洲的旅行者，并且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非法移民定为犯罪，将驱逐出境作为惩罚的一部分。《福伦法案》（年）禁止“外来合同劳工”，即禁止美国公司雇用中国“苦力”并支付他们去美国的通行证费用。年通过的立法禁止所有中国人去美国旅游，除了“教师、学生、商人或游客”。总而言之，年至年，十多项立法限制最终完全终止了中国人移民美国。[5]从中我们能得到清晰的教训。全球通信和运输网络使得19世纪末的大规模移民成为可能[6]，但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政治网络也应运而生以抵制移民。丹尼斯·卡尼和他的盟友们极尽粗鲁行径和夸夸其谈，却有效地封锁了美国太平洋沿岸的美国边境；事实上，当时有一幅漫画描绘了他们在旧金山港对面建了一堵墙的情形（见插图16）。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多达40%的中国移民已经离开亚洲，尽管抵达美国的人数实际上相对较少。（在年至年间，有名中国人移民至美国，仅占移民总数的4.3%，与同期欧洲移民大规模跨越大西洋相比相形见绌。[7]）排华行为所做的是确保中国移民不会进一步增长，然后逐渐减少，最后停止。由英国领导的欧洲帝国在19世纪末实现了全球化。随着蒸汽运输和电报的新技术“消灭”了距离，货物、人员、资本和信息的国际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然而，在帝国时代出现的网络，特别是在世界上如此多的城市以如此快的速度创建的“小意大利”和“唐人街”的移民网络，对当地政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我们给反对自由贸易、自由移民和国际资本的人冠以“民粹主义”的通称，这是美国和欧洲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每个国家，甚至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民粹主义色彩。如果说中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在西海岸受到憎恨，那么爱尔兰人就是东方人鄙视的对象，而德国和法国的民粹主义者同样将矛头指向从东欧向西迁移的犹太人。到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随着犹太人从俄国帕莱移民到美国的浪潮，反犹太主义蔓延到整个大西洋。矛盾的是，反对移民的人同时也降低了新移民的贫困程度，并夸大了他们所认为的领导人的权力。旧金山的中国人非常贫穷，却是当地洗衣行业的垄断者。纽约的犹太人一度被称作寄生虫，却也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幕后操控手。没有什么图片比漫画《英国章鱼》能更好地说明人们对犹太金融网络的日益信任了，该漫画发表在年民粹主义小册子《钱币金融学校》中，作者威廉·哈维是金本位的批评家和民粹主义煽动者，也是三次失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顾问。这张图所展示的就是帝国网络，它构想的不仅仅是反犹太人的图景，也是能造成更深远影响的网络（见图31.1）。图31.1“英国章鱼：它只吃黄金！”反罗斯柴尔德漫画，年。32南非联邦人们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即认为19世纪末民粹主义的反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有关。事实上，这两者几乎完全不相关。大西洋两岸民粹主义运动的催化剂是年的金融危机。如果以选举的成功为依据，那么民粹主义时代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到那时，各种民粹主义的政策和成见——保护主义、移民限制、金银复本位制、反犹太主义，已经全部或部分被政党吸收（最明显的是美国的民主党和德国的保守党）。原来的民粹主义者并不是帝国主义者，相反，他们认为帝国是他们所鄙视的世界性精英的中心，并且正确地分辨了帝国主义、自由贸易、自由移民、资本自由流动和金本位之间的密切联系。民粹主义者的问题不是他们的认知：在全球化、网络化的世界中，不平等确实在加剧，因为移民劳工正在侵蚀本地工人的工资，而工业和金融资本高度集中的利润正流向一小撮精英阶层。问题是民粹主义者的补救措施似乎不够：就像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一样，排斥中国移民对美国工薪阶层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与此同时，对金本位的批评失去了大部分的力量，因为大量黄金的发现（尤其是在南非）缓解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在此之前，这种压力通过压低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推动了民粹主义。在世纪之交，这项倡议已经从民粹主义者手中传到了进步主义者手中，或者传到了欧洲所知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在那里，有组织的劳工更容易受到卡尔·马克思及其门徒的理论的影响。进步主义者的补救措施——包括提高直接税、国家养老金，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削弱私人垄断和公用事业的公共所有权，最终比民粹主义者更有说服力，在政治上更有市场。对于世界上所有的精英来说，政治左派的持续进步比民粹主义浪潮更令人不安。令人震惊的是，19世纪末盛行的极端乌托邦教派从科克郡到加尔各答，从萨拉热窝到西贡，威胁着帝国本身的完整性。然而，帝国时代的大都市知识分子相信他们有解决办法。一些人诉诸“自由帝国主义”，另一些人则提倡“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纪之交，有一个理念被广泛传播，那就是帝国应该追求比剥削贫穷的外围国家更高的目标。如果他们能满足帝国核心劳工阶层的需求，那么各种颠覆性的威胁就会消失。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并不是帝国的救赎者。米尔纳的父亲曾在图宾根大学教授英语，是一名拥有英德两国血统的学者。米尔纳的许多观念是在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形成的：在那里，他阅读了本杰明·乔伊特的名著，并与经济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成为朋友。他有极佳的学术前景，但他最后选择留在伦敦为法律、新闻和政治事业奋斗，直到成为官僚机构的一员，首先是自由党乔治·戈申的私人秘书，然后是埃及行政长官，然后是他担任了五年的内地税收委员会主席。赫伯特·阿斯奎斯后来将米尔纳概括为“一个扩张主义者，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保护主义者，在社会和工业事务中带有半社会主义意识”。[1]这无疑在说他是精明的。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米尔纳在年后成为大英帝国历史上最无情的资本家之一赛西尔·罗兹的代理人，罗兹对自己商业帝国的发展和大英帝国在非洲的发展没有明确的区分，并且对于如何最好地促进两者的利益，他倾向于幻想而非实证。据奎格利称，年，罗兹与记者威廉·T.斯特德和朝臣雷金纳德·布雷特组成了“三人集团”。这个三人小组将在“帮助者协会”的协助之下管理“选举人协会”。[2]这一计划与罗兹的遗嘱草案是一致的，该草案指示纳撒尼尔·罗斯柴尔德（该家族中第一个晋升为贵族的成员）根据罗兹的想法建立一个帝国主义版本的耶稣会。[3][4]年，米尔纳被任命为南非高级专员。恰逢发生了针对德兰士瓦阿非利卡（布尔人的后代）共和国的“詹姆逊突袭”。根据奎格利的说法，米尔纳招募的18名员工（他所谓的“幼儿园”）成了20世纪最强大的网络之一的核心。[5]现实并不那么激动人心。米尔纳组织（见图32.1）的最初成员是罗伯特·布兰德、莱昂内尔·柯蒂斯、约翰·多弗、帕特里克·邓肯、里查德·菲瑟姆、莱昂内尔·希琴斯、J.F.佩里和杰弗里·罗宾逊（后来的道森）。年后，洛锡安侯爵菲利普·克尔和杜格尔·马尔科姆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他成员包括利奥·埃默里、赫伯特·贝克、约翰·巴肯、乔治·克雷克、威廉·马里斯、詹姆斯·梅斯顿、巴兹尔·威廉姆斯和休·温德姆，后者是后来的第四任莱肯菲尔德男爵。[6]米尔纳从殖民地办公室招募了佩里和罗宾逊，他们之前曾在那里共事过；佩里随后又招募了布兰德；还有曾是米尔纳在税务局的私人秘书邓肯。其余的许多人都处于他在牛津大学的人际网中。的确，布兰德、柯蒂斯、多弗、菲瑟姆、希琴斯、克尔、马尔科姆、威廉姆斯和温德姆都上过米尔纳的母校新学院。他们一起工作、社交和生活——年之后，在约翰内斯堡帕克顿由赫伯特·贝克设计的讨论小屋（MootHouse）中，这群人看起来就像牛津大学一所学院的低年级学生正在度过一个很长时间的阅读假期。[7]在开普敦议会中，米尔纳的批评者指责他“建立了一个幼儿园……目的是治理这个国家”。[8]尽管这个名字被保留下来，但是它的成员更喜欢听起来更浪漫的“圆桌会议”，他们回到伦敦之后，组织的刊物都以“圆桌会议”为名。图32.1米尔纳勋爵关系网的神话。乔治城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坚决拥护这种夸大了米尔纳影响力的看法。而选择六角星图形并非偶然，因为六芒星产生的宗教联想（如大卫之星或所罗门封印）为阴谋论增添了重要的神秘色彩。对于一群有学术倾向的官员来说，米尔纳的圈子还倾向于诉诸武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能够证明是米尔纳在抵达南非后加快了战争的步伐。早在年2月，他就已经得出结论：“政治纠缠是没有出路的，除非诉诸德兰士瓦的改革或战争。”[9]在年的一封信中，他阐述了自己的目标：“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治的白人社区，得到从开普敦到赞比西的受到良好待遇和公正管理的黑人劳工的支持。我们必须有一面旗帜，那就是英国的国旗，在它下面要宣扬的是种族平等和语言平等。”[10]在研究中可以发现，米尔纳渴望的是用来自英国及其白人领地的移民征服阿非利卡人。（“如果十年后，”他在年写道，“有三个英国人和两个荷兰人在相互竞争，这个国家将会保持和平和繁荣。但如果有三个荷兰人在和两个英国人对峙，那么麻烦就来了。”[11]）米尔纳承诺为黑人提供良好待遇和公正的政府，这实际上意味着对黑人的征服。柯蒂斯在年的日记中说：“如果黑人能像红印第安人一样在我们面前消失就好了。”多弗认为“大多数白人对黑人近乎野蛮的蔑视和厌恶”是“健康的标志，这标志着阿非利卡人不允许他们的种族变成混血民族的决心”。[12]有一次，米尔纳本人将他的目标定义为使南非成为“白人的国家……不是一个充满贫穷白人的国家，而是一个白人人口大量增加的国家”。[13]我们现在可以看出，米尔纳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使其成为一项如此可憎的制度。但显然米尔纳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非洲黑人的从属地位是他的所有目标中争议最小的。这一看法的结果就是，阿非利卡人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他自己在年所说的目标：“要在南非建立一个伟大的文明进步的社区，从开普敦到赞比西，人们独立管理自己的事务，却也出于自主的坚定愿望，仍然是自由国家大家庭的一员，他们聚集在英国国旗下。这是我所有努力的目标。”英国统治下的南非联邦反过来将有助于“帝国团结的伟大理念……一群国家，都独立治理当地事务，但都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文明的发展”。[14]米尔纳和他的组织中的年轻人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击败了布尔人，将他们的妇女和儿童赶进致命的集中营，他们不知疲倦地努力实现这一愿景。他们还创建了一个跨殖民地委员会，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联系起来；他们合并了铁路；他们建立了关税同盟；他们在每个殖民地组织了更紧密的联邦社团；他们在《国家》等杂志上赞扬南非联邦的好处；年，他们起草了最终成为南非联邦宪法的初稿。[15]然而，大英帝国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英国统治南非的米尔纳式愿景是一种“帝国幻想”。[16]米尔纳的独裁无法阻止路易·博塔和简·斯马茨领导下的南非政治复兴。[17]大量的英国人无法在此定居工作，因为当地有着大量廉价的非洲劳动力，甚至在布尔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贫穷白人”的问题了。[18]应兰德洛娃的要求，米尔纳引进了5万名中国“苦力”到金矿工作，这暴露了“帝国计划”的内部矛盾，引发了南非和英国对“中国奴隶制”的抗议风暴。事实上，这个问题使得自由党在年的选举中成功击败了统一党，它确保了米尔纳的灭亡。[19]米尔纳的继任者塞尔伯恩勋爵承认，斯马茨领导下的联邦是唯一可行的前进道路，尤其是作为一种尽量减少伦敦自由主义干预的方式。现代南非是被锻造出来的，但并不是米尔纳想象中的新加拿大或新澳大利亚。在大多数历史中，成功往往被夸大，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而在网络的历史上，情况往往相反。成功的网络能够逃避公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