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世界发展报告》专设“儿童早期发展”一章，并明确提出“贫困家庭的孩子与富裕家庭的孩子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对他们自身和社会而言人类潜力的巨大损失。”[1]

由此可见，家庭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与孩子的学业成果息息相关。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贫富差距决定了家庭教育水平和质量的高低？

教育真的要“拼爹妈”吗？

坊间流行的“拼爹”主要是指父辈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的比拼，其阻碍阶层流动、破坏社会公平，为人们所诟病。而对教育而言，“拼爹妈”本质上拼的是家长在子代教育中投入的精力、秉持的态度，付出的行动，拼的是家庭文化资本。

“拼爹妈”背后的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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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如今，教育竞争愈演愈烈，甚至达到过度竞争的状态。那么，个体家庭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比拼呢?

01

竞争型教育的滥觞

巴斯大学教育系教授劳德(HughLauder)等人在TheProspectsforEducation中把始于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社会转型概括为“全球化”与“个体化”两种趋势。指出：全球化使国家成为“竞争型国家”，个体化则将个体变成了“竞争型个体”。[2]

随着全球性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均被可能丧失“全球竞争力”的恐慌笼罩，而因教育效能降低而丧失竞争力的危险尤甚，可以说，教育对国家和个人竞争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因此，无论对国家抑或个人来说，教育都显得“利益攸关”：

对“竞争型国家”而言，教育成为实施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重要手段；

对“竞争型个体”而言，知识经济进一步加剧了“基于教育的社会分化”和“基于文凭的地位竞争”。如果个体缺乏必要的知识与技能，那么将在收入分化中处于劣势。

综上，教育能为个体提供向上流动的制度性“出口”。因此，无数家庭把投资教育、让子女通过教育在“知识/技能”相关的社会竞争中实现向上流动作为竞争目标，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从而使得个体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比拼”变得格外激烈。

02

“家长主义”的兴起

“家长主义”由英国教育与政治经济学家布朗(PhillipBrown)提出，与强调机会均等、能力导向的“能力主义”相悖，“家长主义”认为家长应“自我选择”、“自己负责”教育。

实际上，“家长主义”将家长定义为教育产出的消费者，由他们选择决定孩子要获得怎样的教育；强调家长介入教育、家校联合的教育民主化，但家长对教育——大到教育制度，小到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影响甚微，在这种风气下的学校更趋向于遵循市场原则，把办教育当作经营企业，与家长进行利益交换。

在以教育效能为主导的语境中，“家长主义”让教育成为依靠家长的财富和意愿而非学生的能力和努力的体系。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教育的“拼爹妈”便演化成了坊间流行的政治、经济资本的较量。

我们必须承认父母（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影响着子女的学业成果（SwellShah,:-;Campbell,）。

一般来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积极的教育期望影响父辈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包括增加货币投入、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条件以及投入更多的养育时间与经历（如与子女的日常互动），从而有利于提升子代的学业成就。

另一方面，父母的期待和观念会影响子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态度，子女了解了父辈的高教育期望水平后，会形成一种激励性的心理能量，从而更加重视并发展自身的学业（GoodmanGregg,）。

由此可见，家庭的教育期望，即家长所秉持的教育态度才是影响子代教育成果的关键。有了这份期待，家长进而对子女投入更多的教育精力，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缺一不可。

因此，教育确实需要“拼爹妈”，但这种比拼绝不局限于物质或精神任一方面。对家庭教育的时间投入、精神层面的付出甚至可以削弱家庭物质背景对孩子获得教育的影响，成为实现“寒门出贵子”的途径。

教育也要“拼爹妈”？

拼的是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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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在社会资本理论中探讨了“父母参与”的重要性。

他指出，父母参与分为两类：

基于家庭的父母参与（Home-based），如父母与孩子沟通交流、父母检查作业指导功课、父母陪伴子女吃饭读书做运动、父母陪伴参加文化活动等

基于学校的父母参与（School-based）如父母和教师、同学或其他家长的交流等。[3]

父母对子女生活和教育的参与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父母与子女、老师、其他家长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一种支持性社群，有利于孩子学习与生活信息的交流和传递，从而可以监督、鼓励和促进学生更加努力。

部分学者将社会资本分为两种形式：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即家长与子女间的直接关系；家庭外部的社会资本，即家长与子女有关的其他群体和教师、子女朋友和其他家长之间的联系等。

通过父母参与传递给子女的社会资本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使子女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成就。其中，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交流、生活陪伴频率增加，学生的教育期望、学业自信、努力程度会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高等教育需求产生显著影响。

年，詹姆斯·科尔曼教授带领一个研究小组收集了美国各地所学校60万学生的数据，进行了美国教育领域最大规模的调研。

研究指出：

家庭的非货币性资源，特别是父母的参与对学生认知能力和学业成绩的影响要大于家庭的经济收入；

家庭的社会资本（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交流、家校沟通和志愿活动）等对子女教育获得的预测作用大于经济资本。

简言之，相较于物质和金钱投入，父母的时间投入可能是影响子女发展和教育获得主因。家庭教育投入中父母参与等时间投入比经济投入作用更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3]

因此，教育“拼爹妈”实质上拼的是父母的参与程度。

天津惠灵顿国际学校校长杨洋女士表示：“我校今年录取牛津剑桥藤校的四位学生各有成功之处，但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他背后的家庭。”

图源：天津惠灵顿国际学校

《牛津、剑桥、藤校满贯，逆势之下的超强录取，

天津这所学校是如何做到的？》

在惠灵顿，家长与学校从不脱节，学校既不是“保姆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