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序言

拉丁文者，以Latium之方言，成古罗马之国语，故亦称罗马文。凡欧洲拉丁民族文字，悉所孳乳。历史悠久，结构缜密。17世纪前，欧陆学术、政治、外交、法律，靡不用之。固赫然西方国际语也。今日科学名词犹采用拉丁文，足验其流风余韵。西人恒以拉丁区称文物荟萃之所，亦非无因。顾自罗马帝国之亡，以拉丁为日用语之民族，渐归式微，而拉丁遂以“死文字”见称。偶有习者，亦多失其故旧，乃有所谓低级拉丁语者，或讥为“庖厨拉丁语”焉。独天主教以教理为万世常法，其词理尤须确切弗移。顾欲求文义之不歧，惟“死文字”可奏斯功。况古代经典载籍，既多以拉丁文译撰，亦不可不一以贯之。拉丁文遂为拉丁礼之天主教会所袭用，迄于今兹。凡举祭行礼及教律、教规、教务会议，与夫教廷教区之文告悉本之。故拉丁文之传入我国，亦以教士为媒介，而与教会之关系特深。岁辛巳，余来浙江大学讲中西交通史及拉丁文，以拉丁文东渐与中西文化沟通有不解之缘，草为是篇，将求教于并世贤达。

02

拉丁字与中国音韵学

基督教之始入我国，其有文献可考者，殆莫先于景教。景教盛行于叙利亚一带，故教中以叙利亚文为主。现存汉译景教遗经，均非直接译自拉丁文者。元后，天主教修士东行，始有翻译拉丁文经籍者。然拉丁文影响及于我国文化，厥在明清之际，而与我国音韵学之关系尤著。

《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

景净撰，吕秀岩书，民国拓片

利玛窦《西字奇迹》方明末耶稣会士之来华也，通语读书，为当务之急。顾以汉字之繁，音读之难，以西人而借助于西文之拼音，藉便记忆，亦情理之常。惟初期耶稣会士，虽分隶义葡等国，而利玛窦（MatthaeusRicci）实群龙之首。利，义人也。义文与拉丁音较近，教士又莫不通拉丁文，故以拉丁文拼汉音，则音可一，前人之劳，亦裨后人，故当时教士拼音，虽不尽同，要其以拉丁音为原则，固显而易见者。

利玛窦《西字奇迹》，载《程氏墨苑》

明万历时期滋兰堂刊本

万历三十二年（），玛窦著《西字奇迹》一卷，即以拉丁音注汉字者。TheophilusBayer所著《中国大观》（Museumsinicum），谓玛窦曾梓行“大西字母”（Ta?y?úmu），或即指《西字奇迹》也。见费赖之（P.L.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NoticesbiographiquesetbibliographiquessurlesJesuitesdeL’ancienneMissiondeChine，页40）梵蒂冈图书馆有藏本Laufer。《中国基督教艺术考》（ChristianArtinChnia，见MitteilungendesSeminarsfürOrientalischeSprachen，Berlin，），谓别有题“程氏墨苑”者，实一书异名。按《墨苑》为程幼博大约所刻书画集。玛窦尝以宗教画幅赠大约，并题拉丁文注音其上，合所附短文，得三百八十七字，为字父（即声母）二十六、字母（即韵母）四十三、次音四、声调符五。陈援庵先生曾影印传世，题“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玛窦注音法既出，国人颇惊新奇，乃有错综摹绘，颠倒排置，以夸耀于人者，亦以见受人注意之深。《口铎日抄》（卷一）记崇祯四年（）福建教友陈孔熙等向卢安德司铎（AndreasRudomina）参较西音，亦一例也。金尼阁《西儒耳目资》《西字奇迹》刊行后二十年，即天启六年（），玛窦同会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亦撰《西儒耳目资》问世。同治三年（），Douai刊行Dehaisnes著《金尼阁传》（VieduP.NicolasTrigault，页）谓尼阁致书P.deMontmorency曰：

余应中国教友之请，曾以汉文编一字典，（余不感汉文困难）凡三册，使汉字与吾邦之元音辅音接近，俾中国人得于三日内通晓西洋文字之系统。此一文典式之工作，颇引起中国人之惊奇。彼等目睹一外国人矫正其文字上久待改善之疵病，自觉难能可贵也，此书且为吸引偶像教人（按指佛教人）进入天主教纲罟之饵，前礼部尚书某公捐资刊刻，并作一极有价值之序，为之增色。

利玛窦与金尼阁所谓某公，当指张问达。其任官礼部者，问达父也，尼阁偶误为其本人。其书视玛窦所编者条理尤密。凡字母二十九，内自鸣者（元音）五、同鸣者（辅音）二十、不鸣者（中国不用之辅音）四。又以自鸣五字自相结合，并与l、m、n三字结合而成“自鸣二字子母”及“自鸣三字声母”各二十二、“自鸣四字曾孙母”一。以元母、子母、声母、曾孙母为五十列音，是为字母，以二十同鸣字为字父。字母有清、浊、上、去、入五声调，及中音、次音记号各一。并创作“万国音韵活图”、“中原音韵活图”、“音韵经纬总局”、“音韵经纬全局”、“四品切法”、“列音韵谱”等。其书始作于天启五年（）夏，完成于六年春，凡三易稿。《四库存目》称其“残阙颇多，并非完书”。民国二十二年，北京大学与北平图书馆重为影印。今人研究此书，多侧重其汉音西译之功，而不知当时中西人士固亦尝以之为西音汉译之准衡也。今天主教通用译名，往往与新译大异，而与尼阁之书多雷同，可以见也。国人之研习拉丁注音《西儒耳目资》既出，国人欢迎甚。张问达、王征、韩云、张缍芳皆为之序，问达更负剞劂之赀，胥热心其事者，而征为尤甚。尝作《山居自咏》曰：“奇人幸得奇遇，资人耳目元音谱，启我灵函圣迹图，但开口，皆奇趣。”“资人耳目元音谱”云者，即《西儒耳目资》也。征与云俱教友，或谓问达亦在教。征撰《西儒耳目资释疑》云：

今观西号，自鸣之母，号不过五；同鸣之父，号不过二十，及传生诸母之摄统计之，才五十号耳。肯一记忆，一日可热，视彼习等韵者，三年尚不能热，即热矣，寻音寻字，尚多不得便遇者，谁难谁易，而甘自逊为？且余独非此中人乎？暗愚特甚，一见西号，亦甚了了，又况聪明特达之士，高出万万者乎？

用力提倡，可谓至矣！及次年，征译《远西奇器图说》，乃并记号亦用罗马字，曰：“号必用西字者，西字号初似难记，欲览者怪而寻索，必求其得耳。”今钱熙祚刻守山阁本“奇器图说”已将罗马字悉易甲乙。余近见安康张鹏翂刻本，犹仍其旧。然王征以难引胜之法，并不久传。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奇器补诠”条谓：

关中王公征《奇器图说》，所述引重、转水诸制，并有裨于民生，而又本诸西人重学，以明其意。（中略）其以西字为识者，易之，便观览也。

文鼎、熙祚，殆不谋而合也。或问王征果谙拉丁文乎？曰否。征自序《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曰：“虽余向在里中，得金四表先生为余指授西文字母字父二十五号，刻有《西儒耳目资》一书，亦略知其音响乎，顾全文全义则茫然其莫测也。”四表，尼阁号。征之所知，盖止于切音而已。《西儒耳目资》书影尼阁之书，为人所重，迄清初百余年而未衰。方以智先生字密之，亦明末接受西学之较深者，见所著《通雅》及《物理小识》。《通雅》（卷五十）有《切韵声原》一编，述及尼阁及“耳目资”者凡四次，可窥其深研拉丁切音之迹。“韵考”一节，尝举金尼阁字父字母之说，即所创“旋韵图”，亦颇师尼阁之意，又谓“外国喉音独多，中土舌齿详正，华严、悉昙、回回、泰西可以互推。”密之心目中之泰西，拉丁而已。以智又曰：“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间而成字，不尤愈乎？”可见其醉心罗马字之深。杨选杞著《声韵同然集》，于拉丁拼音之术，亦有所知。尝师金尼阁法，创宏声字父十五、宏声字母十三、中声字父二十一、中声字母二十、细声字父三十一、细声字母二十四。总为字祖三十一，大韵二十五。又仿其音韵活图法，作同然图、宏声图、中声图、细声图（参见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上的贡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方杨二人而外，清初有刘献廷者，字继庄，尤嗜外国字。梁份《怀葛堂集》（卷二）“刘氏家藏墨苑序”曰：

余友刘继庄于书无不读，家贫甚，而藏弃金石图书特富。其家先生得《墨苑》一书，爱惜甚，藏于燕久矣。丙寅，刘子偶客吴门，过友人所，偶视架上书，偶披视，则《墨苑》也，书才半部。刘子偶曰：“客中闲，请以全帙假”。友人曰：“诺”。居无何，以他端不果，刘子亦以他端不复请矣。（中略）一日，门人挟书置几上，则《墨苑》全帙，亟披视，则前见其半者。既尽，则固刘子所家藏也。一时传为异事。

继庄爱好《墨苑》，何一至于是？梁序语不及此。近人王鞠侯作《刘继庄先生年谱初稿》（《浙江省立图书馆刊》四卷四·五期）收此文，然于其念念不忘《墨苑》之故，亦未道破。以余观之，必与书中所收利玛窦注音字有关。继庄所学，得于泰西者颇多。详《广阳杂记》。《杂记》（卷三）曰：

刘孔当后为名进士，著有《五经难字》、《五经叶韵》，共若干卷，上附琉球红夷字，甲夫家有其书，曾见之。余闻此不胜惊叹。前在甲夫家，一住数日，乃不知有此异书。《难字叶韵》，不关有无，若红夷琉球，则正余悬金而求，募贼以窃者，乃面失之于康甲夫也。红夷之字，必用蜡底诺语，以合其土音，必稍有异同。（详本文第三节）

蜡底诺即拉丁，琉球红夷则台湾之荷兰人也。此文考证虽不甚精审，固已开风气之先。《杂记》（卷三）并述及“太西蜡等话”及“太西蜡顶话”，蜡等、蜡顶皆拉丁之异译也。所著《新韵谱》，亦受金尼阁影响而作者，惜已散失。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八《刘继庄传》，谓：“尝作《新韵谱》，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之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同集卷二《国书赋》亦有句曰：“龙龛之镜未谙，蜡顶之话谁遡？”祖望以蜡顶入典，亦见当时文人对拉丁字兴趣之浓也。与继庄同时有吴修龄者亦讲求声韵。《广阳杂记》卷四记其论声音之道，末曰：“盖先生于天竺陀罗尼、太西蜡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直诸书，皆未究心。”继庄盖时时不忘拉丁拼音之术也。康熙礼重西土，于西洋科学，皆略闻一二，浅尝辄止，于拉丁文亦然。四十四年（），大学士等以鄂罗斯贸易使斋原文及译文并呈。帝谕大学士等曰：

此乃喇提诺、托多乌祖克、鄂罗斯三种文也。外国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详考视之，其来源与中国同，但不分平声、上声，而尚有入声，其两字合音者甚明。中国平上去入四韵极精，两字合音不甚紧要，是以学者少，渐至弃之。问翰林官四声，无不知者，问两字合音，皆不能知。中国所有之字，外国亦有之，特不全耳。（《东华录》康熙七十六，《圣祖实录》卷二二三同）

关于此谕，俞正爕《俄罗斯事辑》谓俄罗斯东合拉提诺，西合托忒乌珠克，而转译蒙古、清、汉文。魏源《俄罗斯聘盟记》谓拉提诺者，西洋字体；托忒者，厄鲁特字体；乌珠克者，唐古特字体也。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三“俄罗斯学考”，附“俄罗斯国兼用各体文字考”辨之，曰：

拉提诺为一种字，托多乌祖克为一种字，鄂罗斯为一种字，合而计之为三种文。魏源分托忒为一种，乌珠克为一种，其误显然。又西洋在俄罗斯西，厄鲁特在俄罗斯东，则当云西合拉提诺，东合托忒乌珠克。俞正燮所云，亦属笔误。

喇提诺、拉提诺，皆拉丁之异译；喇嘛则俄罗斯东正教之教士也，见图理琛《异域录》等书。因康熙一谕，引起辩论，亦彼时考证之风使然。秋涛并谓“拉提诺则西洋公共之字体，俄罗斯教门技艺，皆学西洋，宜其谙习于是也。”又作《拉提诺字体考》，注曰：“亦作腊底诺、喇提诺。”自前谕观之，康熙似亦有志以罗马字拼音，为汉字音韵辟一新径，即康熙字典之编纂，亦未尝不受拉丁字之影响。四十九年三月初九日，

谕大学士陈廷敬等：朕留意典籍，编定群书，比年以来，如《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广群芳韵》，并其余各书，悉加修纂，次第告成。至于字学，并关切要，允宜酌订一书。……朕尝参阅诸书，究心考证，凡蒙古、西域、洋外诸国，多从字母而来，音由地殊，难以牵引。……今欲详略得中，归于至当，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勒为成书，垂示永久，尔等酌议式例具奏。

所谓“洋外（当与外洋同义）诸国”文字，必包括彼最重视之拉丁文。惟康熙于拉丁所诣不深，故亦有愿莫遂。但其骄态固跃纸上也。拉丁字注音之遭反对拉丁拼音法，好之者虽众，排击者亦随之而起。熊士伯《等切元声》（卷八“阅西儒耳目资”）曰：“切韵一道，经中华贤哲之厘定，固有至理寓乎其中，知者绝少，因其不知，遂出私智以相訾謷，过已！”周春《松霭遗书》小学余论（卷下）：

明季西人金尼阁窃等韵之余绪，撰列音韵，究不过得其粗者。切脚下一字全不理会，几类洞庭切。又读字悉依中原音，且有依其国土音者，而古音且尽废矣。于字母外，更造字父字孙之说，尤为不典。

然尼阁之法，流传甚久。咸丰八年（），贵阳圣保禄学堂犹印行《十八字母》一小册。同治十三年（），四川汪朝恩司铎著《五音集字》，将《康熙字典》按拉丁拼音重为编排，成十巨册。又《集字系音》二册，其拼音则皆以汉字出之。按察使牛树梅为题序。其书用力虽勤，而见者甚罕，以言影响，殆绝无也。光绪十八年（），卢戆章著《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及《一目了然初阶》。民国二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遂有所谓“罗马字母”派者。其后如刘继善著《新纂新华字》，钟雄著《新字母发明书》，李澄祥著《全球五音字母》，不可悉计。民国十七年，大学院公布国语罗马字后，论著尤多。十九年，成立国语罗马字促进会。次年，俄人德拉古诺夫（Dragunov）拟作“中国罗马字拼音法式”。二十年，遂与三五华人成《拉丁化的中国字母》；同年九月，在海参崴举行第一次中国字拉丁化会议，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二十八年，上海出现辣体新字，则仍为罗马字，而以“广韵”为标准音也。

03

荷兰人在台湾传授之红毛字

台湾红毛城明天启四年（），荷兰侵占台湾，至清康熙元年（），始为郑成功所逐。计前后共窃据台湾三十八年。荷兰人入台之后第三年，始有教士前来传教（新教），并建立教堂。崇祯九年（），创办学校，收容土番（用旧名称）学生，教以拉丁字即罗马字记录番语，后人称为“红毛字”；同时亦将荷兰文之教会书籍译成罗马字注音之番语教本。当时荷人推行教育之范围，分布于台南、新港、大目降、目加溜湾、萧垅、麻豆、大杰颠、大武垅、淡水、桃园等地，后二处似在驱逐西班牙人以后进行者。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报告，在荷兰据台后十五年时，即崇祯十二年（），已有学生五百二十六人；四年后，则超过六百人，并有五十蕃人，已可充任教师。惟在荷兰人退出台湾前三年，此等教育已渐趋衰微。番人学习“红毛字”后，于是一切契约、账册、函件，无不采用“红毛字”；日人对此种文件颇知搜集，并加以整理，以出现最多之地为新港，故名之曰：“新港文书”。兹先就中文文献之记述，窥其一斑：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刊高拱乾修第一部《台湾府志》卷七风土志，土番风俗，曰：

有能书红毛字者，谓之“教册”，凡出入之数，皆经其手。削鹅毛管，濡墨横书，自左而右，非直行也。今向化者，设塾师，令番子弟从学，渐沐于诗书礼仪之教云。

卷五赋役志亦有“识番字者呼为‘教册番’”之语，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刊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卷七风土志，土番风俗，全文采自高志。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周钟瑄修《诸罗县志》卷八风俗志，番俗考，杂俗，曰：

习红毛字，横书为行，自左而右，字与古蜗篆相仿佛，能书者，令掌官司符檄课役数目，谓之“教册仔”。今官设塾师于社。熟番子弟俱令从学，渐通汉文矣。红毛字不用笔，削鹅毛管为鸭嘴，锐其末，捣之如毳。注墨渖于简，湛而书之。红毛纸不易得，笺代之，以纸背堪覆书也。

康熙三十五年时，已“渐沐于诗书礼仪之教”；五十六年时，已“渐通汉文”；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陈文达修《凤山县志》，卷七风土志，番俗，曰：“能书红毛字者，号曰教册，掌注销入之数；削鹅毛管濡墨横书，自左至右，不直行。”一年后，陈氏又修《台湾县志》，不见红毛字资料。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刘良璧《重修台湾府志》卷六风俗，则曰：“从前各社中，有习红毛字者，以鹅管醮墨横书，自左至右，谓之‘教册’。社中出入簿籍，皆经其手；今则簿籍皆用汉字。”“皆用汉字”一语，失实，番人文契迄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犹有沿用“红毛字”者，详下。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刊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十四风俗一，番社风俗一，台湾县大杰颠社、新港社、卓猴社仅曰：

习红毛字者曰“教册”，用鹅毛管削尖，注墨汁于筒，醮而横书，自左而右。登记符檄钱谷数目。暇则将鹅管插于头上，或贮腰间。

不提汉字汉文。惟此文己见雍正二年（一七二四）修，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刊黄叔璥撰《台海使槎录》卷五，番俗六考，北路诸罗番一。黄氏以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任巡台御史，其书之成及刊印，实早于范氏。又卷七番俗六考、南路凤山番一，附载，曰：“有事则集众以议，能书红毛字者号曰‘教册’，掌注销入之数；削鹅管濡墨横书，自左而右。”末注“凤山志”。盖即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陈文达主修之《凤山县志》。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王瑛曾《重修凤山县志》卷三番社风俗，琅??等十八社风俗，附考，标明引旧志，与《台海使槎录》所引亦同。此外，如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鲁鼎梅《重修台湾县志》卷十二风土，风俗，附番俗；二十五年（）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十四番社风俗，台湾县大杰颠社、新港、卓猴社，皆录范志，溯其原，实皆出自《台海使槎录》及康熙《台湾县志》。惟鲁志误“钱谷”为“铁谷”；余志“注墨汁于筒”句脱“汁”字。《台海使槎录》书影，《畿辅丛书》本一九三八年，前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出版村上直次郎教授所作英文“新港文书”之研究（NaojiroMurakami，SinkanManuscipts），其最晚之“第二十一号新港文书”，为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村上共收一〇一例，中八十七例，为出于新港社之写本；八十七例中二十一例为“汉番对照写本”，属于乾隆时者十九例，嘉庆年间者二例。《文献专刊》二卷三四合期载宋文熏先生著《新港文书之一新例》，称之为“第八十八号新港文书”，为嘉庆八年（）之一典契。是为“罗马注音番语写本”及“新港文书”中，略早于嘉庆十八年之“第二十一号新港文书”者。可知荷兰人被逐后一百五十余年，“红毛字”犹流行于麻豆以南下淡水社间土人中也。咸丰十一年（），斯温海（RobettSwinhoe）任台湾府英国副领事时，番社社长已不能读其所保存之罗马注音写本；且除少数老人外，亦不解其固有语言。见所著NotesontheIslandofFormosa，Proceedings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vol.VIII，No.2,年2月。同治十年（），汤泼逊（J.Thompson）来台，曾论曰：“土人现虽已不能译解其所保存罕见之罗马注音马来语文件，完全不知其价值，然仍视若至宝。”见所著TheStraitsofMalacca,IndochinaandChina,年出版。

04

天主教人之研习拉丁文

元大德八年（年1月8日），大都总主教若望孟高未诺（JoannesdeMonteCorvino）寄函可萨里亚（Gazaria）修士教长曰：“余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父母皆崇奉异教，幼童未受教育，亦无信仰，余悉为付洗，授以希腊、拉丁文。”是为国人最先习拉丁文者。明末，天主教东渐，适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拉丁文在欧洲，光日中天，盛极一时。意大利之拉丁文学运动，更驾各国而上之。罗马、米郎，文风最高。利玛窦出身之罗马学院，实执牛耳。故当时来华西士，于拉丁文之造就，多非今人所望尘能及。西土既入中国，拉丁文最为习见，受国人之注意亦深。《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外”记“利玛窦坟”曰：“后虚堂六角，所供纵横十字文。”以敬十字者习用拉丁文，乃称之曰十字文，其名新颖可喜。吕留良《晚村文集》（卷六）“友研堂记”曰：“八角研，余姚黄太冲名宗羲所赠也。（中略）有铭，即用六朝回文旧语，而中刻耶稣三角丁圆文。其质则歙之龙尾也。”太冲诗云：“一研龙尾从西士，传之朗三传之我。”朗三即梅朗中，精西洋算法。三角丁圆文者，峨特式字也。称以耶稣者，亦以拉丁文为教会常用语，与“景物略”之称十字文，其义同。是其时西士，迎人所好，亦尝以拉丁文镌刻物品，而为馈赠之需矣。虽然，此非西士之志也。拉丁文之可以为来华西士用者，在灌输学术与教理。第彼时拉丁文与汉文之互译，类由西士口授，国人为之笔录。缘拉丁文学习匪易，当时从西士问学论道者，多中年以上人，记诵倍难。万历四十二年（），乃请教宗准以汉文迻译《圣经》、《司铎课典》、《弥撒经典》等，司铎得以汉文举行教礼。教廷诏如所请，乃因审查译文，时日迁延，国人亦渐有谙拉丁而任为司铎者，其议遂寝。免用拉丁文之议，虽功败垂成，似属可惜。然教会欲植基于中国，培植通晓拉丁文之中国教士，实为根本之图。盖教会之豁免，其性质近于一时之通融，非可以垂诸永久者。万历十七年（），范礼字（AlexanderValignani）在肇庆收四人入耶稣会之初学院(Novitiatus)。入初学院者，或终身为修士，或志在升司铎，凡志为司铎者，拉丁文乃必修之科。二十三年（），粤人钟明仁亦入韶州初学院。三十一年（），澳人邱良禀继踪而至。先是，范礼安并于二十二年（）立院于澳门，原名圣母院，后改名三巴公学，即圣保禄公学。日本修士亦来此习拉丁文，详见拙著《中国在日欧初期交通史上之地位》。我国著名画家吴渔山神父历，亦曾在此居住，而著有《三巴集》。利玛窦以澳门为亡命者之逃薮，国人所鄙，遂于二十六年（）建院于北京。阅十载，南昌初学院亦告成立。天启四年（），更筑新院于杭州。三十余年间，拉丁文在中国植基运动，不为不宏。乃曾几何时，都归中缀。至康熙十七年（），南怀仁（P.FerdinandusVerbiest）上书会中视察员，请在中国内地复设初学院，并在澳门专设华人初学院。澳门大三巴牌坊（圣保禄大教堂遗址）然阅时不久，各省修道院(Seminarium)即相继成立。修道院者，天主教教士之养成所也。分高初二级，高级修院亦曰大修院，专攻哲学、神学，旁及圣经、教律、教史、教仪、圣乐等，多以拉丁文讲授。初级修院亦曰小修院，则以本国文、拉丁文、第二外国语、社会科学等为主。然以拉丁文艰深难解，往往占时独多，西南诸省以是称小修院为“纳丁学堂”（见《高丽主证》、《黔疆诸证》）。故小修道院者，实教中人治拉丁文惟一处所。陈介夫与谢凡合撰《中国修院简史》，发表于《新铎声》第七期，或资参考。康熙三十四年（）阳历十一月二日，唐和之主教（BernardinusdellaChiesa）自南京上传信部枢机主教书，谓五月间有二法国人抵此（GasparFranciscusGuéty，Giac.Lirot），前者华名译音为Fang-chow，后者华名译音为HsüFasheng。毕业于韶州大修院，并于年（康熙三十四年）晋铎。见《中国方济各会志》（SinicaFranciscana）第五册三三一页。此或为中国境内第一所正式大修院，学生在此传习拉丁文，亦无可疑，创立年代不详。康熙三十八年（），毕天祥(P.LouisAntoineAppiani)以中国教会礼仪之争方烈，西蜀去各省较远，相安无事，欲立修院于成都，未果。五十年（），穆天尺(P.JeanMullener)思在湖南学常德立院，亦未遂。五十四年（），天尺被简任四川主教，乃节衣缩食，设讲席于成都。乾隆四十四年（），教士刘加略(P.Hamel)、艾若望（亦名娄德胜P.Gleye）及梅某(P.Moye)树修院于滇北龙溪。三年后正式成立。刘司铎原任教于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éry)之Virapatna修院，艾司铎则为暹罗修院之创立人。逾四年，迁四川宜宾落瀼沟。其地距城二百华里，去龙溪七十里，地介二省，便逃窜也。嘉庆十九年（）阳历八月十四日，毁于教难。时罗主教（RR.D.D.LudovicusFlorens）为院长，率学生二人，自云南间道入越南，甫抵其地，主教即罹疾终。道光四年（），再在龙溪恢复。十年（），成都附近木坪另立修院，由一中国神父Bartholomaeus陈与Imbert神父共同建立。见《四川省中国圣职人员录》（GatalogusCleriIndigenaeinProvinciaSe-Tchouan，-，页36）根据此一名录，在木坪就读者凡十一人。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刊》、等页，记同治二年（）至十一年设于十里庄（译音Chelichan）之修院，人数不详。光绪十七年（）至民国十一年之三关楼（译音San-kouan-leou）者，前后共有四百三十四人；设于河堤口（译音Ho-ti-keon）者共有四百六十二人，晋升司铎者五十六人。李安德司铎（见下）晚年多疾，在成都城外凤凰山教七名儿童拉丁文，取名“圣诞修院”；乾隆三十年（）为官方发现，李氏逃逸（见拉丁文李氏日记，Launay撰导言）。雍正元年（），澳门三巴公学改为若瑟修院，仍由耶稣会管理；乾隆二十四年（），会士为葡萄牙政府驱逐出境；三十八年（），教廷解散耶稣会；四十九年（），葡萄牙遣使会士改澳门耶稣会若瑟院为本会修院，授拉丁文、中文、哲学、神学、数学，葡后出帑修葺院舍，瞻养全院师生，称王家学院。嘉庆二十四年（）后，即为全国遣使会硕果仅存之修院，国内欲求拉丁文深造者，咸集于此。至道光二十五年（），始告停办。不久又告恢复。自光绪十六年（）至宣统二年（），在该院领受圣职者八十一人。乾隆五十三年（），北京教会已有读拉丁文者十五人。盖三年前遣使会士罗广祥(P.JosephRaux)与基德明(P.Jean-JosephGhislain)入京接管耶稣会事业时，已致意于此矣。嘉庆九年（）即开办修院，十一年京中忽弛教禁，修院亦公然弦诵，未六载，复遭禁阻。时有中国神父薛氏负责维持，大多数均遣往澳门就读，仍留学生六人于身畔，完成学业。道光七年（），薛氏避居南堂，两年后，迁修院于察哈尔之西湾子。道光二十四年（），察哈尔西湾子（今崇礼县）及江西南昌之三桥修院，相继成立。是为赣浙两省之修院，直至道光二十九年（），三桥修院仅有十四人，内浙籍者三人，余皆赣籍。咸丰四年（），三桥修院迁南城之九都。同治二年，（）迁九江，既而复返南城。盖道光二十五年（），舟山居民集体信教者甚多，献庙宇为天主堂者达十余所；二十七年，石主教(Mgr.PierreLavaissière)将离城三十里许之天后宫改为修院，是年名册上有三十五人，隶浙赣两省。在舟山修院未落成前，浙赣修士三人，皆在澳门读拉丁文；返浙后，先在嘉兴硖石之车辐浜继续肄业，后亦迁往舟山。同治十年（），设大修院即神学院于杭州，舟山乃完全为小修院。宣统二年（）五月十日，教廷划浙江教区为二；民国元年，杭州教区小修院成立。杭州教区成立之始，即有神哲学生四人，专读国文、拉丁文之小修院生二十七人。咸丰二年（），贵阳亦成立修院，即所谓纳丁学堂，或纳丁书院也。或云在七年后。不久即为地方官所毁。咸丰十年（）春，缚理(Louis-SimonFaurie)任贵州宗座代牧，即在六冲关重建，至同治三年（），有修士四十四人。五年又被毁，事平后重建。道光二十四年（），河南教区成立，首任安主教(Joannes-Henricus-MaximilianusBaldus)立修院于南阳，至咸丰十一年（），已有二修士接受副襄祭职。乾隆四十六年（），福建主教郭氏（M.JosephCalvo）就职后，原拟立即成立一修院，以教授拉丁文及神学，但正值禁教时期，无法实现，因此有志青年，皆送往马尼拉就读，直至嘉庆十八年（），罗主教(RochCarpenaDiaz)始在今福宁教区罗家巷总铎区之溪填成立修院，教授拉丁文，最初仅十二人，其中一人因拉丁文已颇有根基，即攻读神学；直至道光九年（），造就司铎七人；至道光十四年（），不得不迁往马尼拉，以避教难。道光二十九年（）至光绪九年（），高氏(MichaelCalderon)任福建主教，曾创立大修院及小修院各一所，成绩斐然。道光二十三年（）阳历二月三日，江苏青浦县之张朴桥亦开设一修院，属江南教区，即江苏、安徽二省，成立之始即有学生二十二人，其中五人来自山东；惟张朴桥教友恐遭官厅干涉，颇感不安，同年七月，即迁上海近郊之横塘。道光二十四年（），修士增至三十二人；道光三十年（），迁浦东张家楼。咸丰三年（），立神学院于上海董家渡，专攻拉丁文及哲学者仍留张家楼。咸丰八年（），第一批修士八人晋为司铎。当太平天国之乱时，小修院曾停办三年；咸丰九年，乃与徐汇公学合并，惟修士须另加拉丁文课。但次年又单独设立；同治六年（），再度与公学合并。光绪三年（），徐家汇创设大修院。计自咸丰四年（）至同治十二年（），入院者一百六十五人，仅十六人晋升司铎；自同治十三年（）至民国七年（），入院者二百三十四人，接受圣职者达一百三十一人。山东方面，在道光年间，攻读拉丁文及神哲学之修士，多在河南教区借读。光绪十二年（），圣言会士安治泰（J.B.vonAnzer）任山东南部主教，即在阳谷坡里庄成立小修院。在庚子教难前，已栽培司铎六人；庚子以后，先迁济宁，再迁兖州。民国十年以后，凡山东兖州、青岛、曹州、阳谷，河南信阳、新乡，甘肃兰州，青海西宁，新疆迪化等圣言会所辖地区，及甘肃天水嘉布遣会教区，皆有修士送兖州修院肄业。该院自光绪十二年至民国四十三年，产生枢机一人、主教二人、监牧一人，司铎约近百人。五口通商以还，国内修院逐渐开设，遍于各教区。民国二十九年，统计全国小修院暨备修院凡一百九十所，学生五千一百十四人，皆必读拉丁文者。其以拉丁文讲授各科之大修道院，计三十六处，学生八百七十人。抗日战起，各地修院陷于停顿者多；大陆变色，更有流亡至香港、澳门、菲律宾、意大利等处者。至于近年在台湾成立之修院，则有台北县泰山乡之圣多玛斯神哲学院、方济会神哲学院、新庄镇若瑟修院、台中市圣神小修院、云林县斗六镇圣心修院、台南市碧岳神哲学院、达义修院、圣方济修院，高雄市圣若瑟修院、圣道明修院、花莲市圣若瑟修院，以上得修院及神哲学院，拉丁文皆为必修科。历代教会会议亦极重视拉丁文，嘉庆八年（）之《四川会议录》(SynodusSze-tchuensis)为中国教史之著名文献，道光十二年（）传信部命令全国奉行。其第七章第三节命修院学生必须精谙拉丁文，能作通顺文字，除每日授课外，年有考试二次。每年或每二年必由主教亲行覆试。四川会议之预会者教士十四人，属法国籍者一，余皆川黔人也。民国十三年第一届全国会议亦规定（第六七二条第四目）：“在小修院教授拉丁文作攻读神哲学之准备。应采用拉丁文全盛时代之名著、教父暨圣教礼典中之诗歌，并节取司铎日课中之文字。”其他各教区会议，亦无不注意及此。不多赘焉。拉丁文之传授，教会虽重视若此，惟以二三百年前设备之困难，师资之缺乏，黉舍教育之外，盖别有他途：一为出国之研究，一为私人之教读。国人首膺主教任者，闽人罗文藻，即以崇祯十三年（）至菲律宾学习拉丁文者。又十载（顺治七年，），粤人郑玛诺司铎，则更远航罗马。自是继起者代不乏人。康熙二十年（），南京人沈福宗，名弥格尔，随柏应理(PhilippusCouplet)至欧，自法而英，并至牛津大学，晤东方学大家Hyde，Hyde遗书中有福宗之拉丁文通信及“棋谱”、“升官图”、度量衡制与汉文及拉丁文对照之应酬语（见Able-Rémusat著NouveauxMélangesAsiriques，T.页及H.Cordier著LaChineenFranceauXVIIIesiécle，，页）。康熙四十八年（），陕人樊守义亦负笈都灵、罗马。拙著《中西交通史》第四册第七章第二节载有其赴欧游记《身见录》。雍正二年（），供奉画院教士马国贤(MatthaeusRipa)率吴露爵、谷文耀、殷若望走那不勒斯，创中华书院，西名圣家书院(CollegiumSanctaeFamiliae)。圣家书院之议甫起，即遭若干人反对，而以耶稣会士殷弘绪（Fr.Xav.d’Entrecolles）为最激烈。康熙五十九年（）阳历四月二十一日，康和之主教自临清发出致殷弘绪函讨论此事，亦云：“以余观之，关于马国贤为幼童创办学校即修院之计划，不免有危险及不合时宜之处”；但谓“此时下令阻止，余认为亦不光明正大。”马氏本人亦有报告，详述殷弘绪之反对、诽谤与侮辱。康和之函为拉丁文，载《中国方济各会志》第五册，页；马氏报告系抄本，藏汉口总主教公署档案室A字二十四号。但年（康熙五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马氏已接获传信部秘书长D.Silv.deCavalieri覆书，对其招收中国青年，授以拉丁文及各类科学，作晋升司铎之准备，俾基督之教会在此广大之帝国，能屹立不摇，此贤明之举，已获教廷赞许云云。王先谦序《西被考略》，谓“康熙中意大利建文华书院”，殆即指此。原作者金永森自叙亦曰：“圣祖仁皇帝，天纵多能，靡术不究，尤留心外国事。当时建文华书院于意大利，遣子弟出洋学习。”马国贤以雍正元年离华，谓书院成于康熙者，盖动议于康熙，实现于雍正也。国贤为康熙四十六年（）教廷遣来宣布主教多罗(CarolusMaillardusdeTournon)被擢为枢机主教者。又尝供奉画院，故西返时，帝宠赉有加。谓画院系清廷所建之说，殆即起于此乎？国贤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抵那不勒斯。雍正十年（）阳历七月二十五日，经教宗格来门(Clementus)十二世明令许可，在那不勒斯正式开学。圣家书院不以华人为限，凡有志来远东传教者，悉可就读，而土耳其人亦在收容之列。乾隆二十四年（），欧洲学者Mairan、deGuignes、Hauterayes等以中国民族是否起源于埃及而生剧辩。会M.Needham得埃及女神半身像于都灵，像有文，颇类汉字，乃就梵蒂冈图书馆某北京籍馆员询焉。其人为译成拉丁文，盖康熙末年，北京已有一《拉丁中华字典》，凡三十六册（见Mémoiresconcernant……desChinois序）。知当时国人已有因谙拉丁文，而服务于教廷图书馆矣。乾隆五十八年（），院中并有二人应英政府之聘，充使臣马戛尔尼(LordMacartney)之舌人，其一为李目标司铎。咸丰十一年（），意政府改文华书院为王家亚洲书院。光绪十四年（）阳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意大利政府正式宣告封闭圣家书院，民国二年复改为王家东方书院。本来面目，荡然无遗。计自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正式开学，迄于停办，凡一百三十年。停办后，学生借读于圣家修会者，又二十七年，前后收华生达一百有六人，欧洲学生一百九十一人，土耳其学生六十七人。学生中有一人为菲律宾人，名GabrieldeAngelo。那不勒斯圣家书院而外，意大利境内，别有招收华生攻读拉丁文之处所，是即教廷传信部大学，亦称乌尔朋大学（CollegiumUrbanum）。华生之厕身该大学，实始于道光十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举行华生留学传大百年纪念，计先后得九十九人。道光三十年（），卒业之连某，且远赴加尔各答，为教会服务。同治二年（），学生郭难能堂并首获神哲学博士学位。顾传大为一国际性大学，学生国籍恒达二三十，近年国人前往者，多先在国内修拉丁文，求能直接听讲也。其在东亚，国人尝远适暹罗、安南、缅甸、印度、马来、菲律宾治拉丁文矣。方顺治十五年（）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etasMissionumadExteros之成立也，即筹立学校于东亚。一以便欧洲教士学习土语，一以便远东修士攻读拉丁文，与其他必修课目。康熙三年（），召开主教会议，决定在暹罗京城Ayuthia创立第一所修院，名若瑟修院。乃在暹罗设校。缘其时暹罗为远东惟一可以自由传教之地，外人亦得任意居留。又以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中国、印度、日本、安南等处学子，俱易前往。《文献丛编》（第十五辑）发表乾隆五十年（）山东巡抚明兴拿获西洋吧地哩哑喥解京折，谓：“朱行义供认系福建甫田县人，名朱里官，素习天主教，教名哑得尔亮。（中略）该犯自幼曾到暹罗天主堂居住，因能说西洋话，认得西洋字，是以人称为神甫。”神父必知拉丁文，因认得西洋字而称神父，其必为拉丁文也无疑。中国神父到暹罗读拉丁文，此一例也。但该院在暹罗时，中国学生寥寥。康熙二十一年（），全院三十九人，中国人仅一名。但康熙八年（）即有一中国修士在该院晋升司铎，惜姓名失考（见D.Elia著TheCatholicNativeEpiscopacyinChina,页39）。该院毕业之中国司铎中当推李安德之拉丁文为最优，所撰拉丁文日记，迄今为人传诵。乾隆三十年（），缅暹交閧，学校被毁，越二月，乃一迁Chantaboum，再迁印度本地治理，三迁柬埔寨。嗣又议迁菲律宾，为西班牙人所拒，不果。嘉庆十四年（），遂奠新基于马来之槟榔屿。槟城修院之成立，四川主教徐德新(BeatusEpiscopusDufresse)之力最多。十六年（），华生得二十人，其他各地来者寥寥无几，一时有中华修院与四川院之目，则以川人独多也。道光二十八年（），贵州教会派学生二人前往，后又续派三人。同治八年（）后，滇省亦颇有人往，余则来自马来、安南、暹罗、缅甸等处，至今存在。民国二十九年，统计华生之在槟榔屿者，犹有十五人。历年总数则不可考。据康熙四十一年至咸丰八年《四川省中国圣职人员录》所记，一百五十六年中，曾居暹罗者十三人，在本地治理者十人，留学槟榔屿者七十八人。又民国十一年时，学生共一百零七人，计缅甸人四十六、暹罗人五、马六甲人四、安南人九、我国学生四十三，内川滇人各七、黔省八、粤省十八、桂省三。苟合二百余年来全国各省遣往之学生计之，其数必有可观。乾隆四十五年（），有马司铎者，川人也，自本地治里转学加尔各答，曾振铎贵州，称文大公，以其博学能文也（见Gourdon，BeatiMartyresProvinciaeSe-TchouaninSinis,页72及《四川省中国圣职人员录》页24）。上述数处，为十七世纪以来国人在海外研习拉丁文人数较多之所。其仅少数人前往者，除上引罗文藻、郑玛诺诸人外，若雍正三年（）去菲律宾之冯颂真，乾隆五年（）赴巴黎之刘保禄等六人，十六年（）游学法国各地之杨德望、高顃思。更仆难数，不能一一举也。国人读拉丁文，至须乘长风，破万里浪，远适异域，其最大原因，实由于教禁。苟有不能出国者，则往往私相传授。而普通教友之有志通拉丁文者，既不能入初学院与修道院，更惟有私淑之一途。曾德昭(Alv.deSemedo)记曰：“张焘亦浙人，与李之藻、杨廷筠相善。在京时，因利玛窦劝而受洗礼，奉教甚笃。曾习拉丁文，凡年中各瞻礼之特种经文，咸能念诵”（LePetitMessagerdeNingpo,Nos.7-8,,页）。其拉丁文之出于私授，无可疑者。康熙二十七年（），主教罗文藻授吴历、王其渊、刘蕴德为司铎，时蕴德已届耳顺之年，历五十七岁，其渊最幼，亦四十五岁，皆能以拉丁文行弥撒礼，蕴德官至钦天监监副，其拉丁文传自治历之西士可必也。其渊以康熙十五年（）入杭州耶稣会初学院，时年已四十有二，拉丁文必在院中探讨。历为名画家，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所著《三余集》，有“西灯”一诗曰：“灯自远方异，火从寒食分。试观罗玛景，横读辣丁文。蛾绕光难近，鼠窥影不群。擎看西札到，事事闻未闻。”诗名“西灯”，而其实则咏拉丁文也。陈援庵先生著《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文，以为道人与罗马应有通信。道人能读西札，其拉丁文造诣，必不平庸。然据罗主教上传信部枢机主教书（同上，,No.1,页17发表），渔山等三司铎皆仅知娴诵拉丁而已。能为拉丁文发音，即可晋任司铎，此固顺治十六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VII)所准也。惟渔山祝圣司铎前，居澳门三巴寺（即圣保禄堂）颇久，则拉丁文之琢磨，固裕如也。然渔山尝从鲁日满（FranciscusdeRougemont）暨柏应理学道，谓日满与应理为其拉丁文问业师，当亦可能。《三余集》更有和“姑苏沈范二子杂诗”七首，其一曰：“近究西文学，竟虚东下帷；残篇多鼠迹，新简乱萤飞。”又六十吟曰：“西学日究犹未足，何事努力不少壮？”渔山成司铎后，传道三十年始谢世，三十年之简练揣摩，拉丁文必斐然可观。学贵有进，膺铎职之始，虽止吚唔成诵，亦何伤也？《墨井集》一卷五“续口铎目抄”，赵仑记康熙三十五年八月某日“……先生为余指示西音，叮咛再四，俾余勿忘。盖先生视人之技，若己有之。”此所谓“指示西音”，则渔山且以拉丁文或至少以拉丁发音传授于人也。康熙以后，教中私习拉丁文之风，遍于各省，而雍、乾、嘉、道诸朝为最盛。教人之为地方官拿获者，西洋书与十字架同视为惑众之具，刑罚綦重。于是山藏林窜，销声敛迹。然在上者禁教愈严，在下者规避责任，隐匿不报者亦愈多。惟教众求逃逸之利便，则往往集居于滨河之地，或深入穷乡僻壤。今日全国各省奉教七八世乃至十余世者，比比皆是。数十户至数百户之老堂口，亦所在多有。而三百年来传习拉丁文之私塾亦胥为此类老堂口所附设。坚苦卓绝，有足多者。今各省历史较久之修院，殆无不渊源于是也。

05

非天主教人之研习拉丁文

国人之习拉丁文者，不仅天主教人已也。拉丁文之正式用于中国官书，殆始于康熙二十八年（）之中俄交涉。《熙朝定案》：“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理藩院奉旨：‘朕看所用西洋人，真实而诚悫可信。罗剎着徐日升去，会喇第诺文字，其文妥当。汝等也行移文，往说罗剎。’”《正教奉褒》文同，喇第诺改作拉提诺。《圣祖实录》记：“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丙子，遣大臣与俄罗斯议定边界，立石以垂久远，勒满汉字，及俄罗斯、拉梯诺、蒙吉（古之误）字于上。”《东华录》康熙四十四曰：“上命议政王大臣集议，议政王大臣等，应于议定格尔必齐河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满汉字及鄂罗斯、喇第讷、蒙古字于上。”《朔方备乘》所记，略异数字，改喇第讷为喇地讷，并注曰：“臣秋涛谨案皇朝通志作拉提诺，一作腊底诺。”《黑龙江外纪》喇地讷作喇第诺。盖康熙中俄划界，订《尼布楚条约》，教士张诚(J.Fr.Gerbillon)、徐日升(ThomasPereira)充译员，并建议以拉丁文为交涉时之正式文字。钱良择《出塞纪略》曰：“其俗素奉天主教，交移俱用蜡谛诺字，蜡谛诺者，即今中国所传西洋字也，大抵风尚与西洋国不远，故遣使时皇上特命西洋二臣同行。”喇地讷、喇第诺、蜡谛诺，亦拉丁文之异译。杨宾《柳边纪略》曰：“阿罗斯钱，银质，（中略）一钱必书数十字，不可辨。或曰文字用蜡底诺话。蜡底诺者，西洋诸国之官话也。”彼时国人于拉丁文之知识已不为浅矣。《尼布楚条约》拉丁文原件影印件（俄方保存本）《尼布楚条约》后，以拉丁文为对西洋各国之外交用语，几成为定例。道光三年，松筠撰《绥服纪略》，有曰：“绥服习国书，北海画疆陲。”原注曰：“时俄罗斯既已遵奉檄文，约束其边界人等，永不滋事。（中略）遇事即以清文兼俄罗斯及西洋字话，缮写驰递，庶有印证，以免舛误，至今永为定例。”所谓西洋字即拉丁文也。今藏于故宫内阁大库之外交史料，俄罗斯档中，尚多拉丁文者。他如乾隆五十七年十月，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时，英官巴灵之原禀，亦有英文及拉丁文者两种。见张德泽著《故宫文献馆所藏之清代外交史料》，载《辅仁学志》八卷二期。拉丁文之翻译，其初皆西洋教士任之。《大清会典》内阁规定外藩各部应用文字，即曰：“西洋诸国用拉体诺字，遇有陈奏事件及表文，皆译出具奏。（中略）拉体诺字传西洋堂人译写。”前述英官巴灵之拉丁文原禀，亦由军机处令在京西洋人译出呈览者。见同上。自中俄交涉后，康熙帝即有志设学栽培专习拉丁文之人才，以备折冲之用，然其计划乃迟至雍正时，始获实现。读拉丁文者为满洲之青年，初附设于俄罗斯馆，旋即另设西洋馆。《朔方备乘》卷十三“俄罗斯学考”谓：“康熙二十八年，俄罗斯察罕汗遵旨定界议和，后申请遣人进京学习国书，俟通晓文理后换回。此俄罗斯国遣子弟来京读书之始。”同在一馆内，俄童习满文，满童习拉丁文，甚盛事也。然俄人固不满西洋教士之充拉丁文译员，故旋即设法罗致俄人之通拉丁文者，故宫博物院所出《文献丛编》第二十七辑“俄罗斯档”载：

雍正五年，尚书图理琛等议奏：“现在住京俄罗斯喇嘛仅止一人，再请咨取喇嘛三人，并学艺俄罗斯孩童四名，会俄罗斯、拉提诺文字二名，均住该馆，并照以前来京俄罗斯喇嘛，给予廪饩，俟学有成效，再行酌量回国。”

《钦定理藩院则例》卷六十三“俄罗斯事例”在“俄罗斯交界通商各条例”中有一条曰：

一、京城之俄罗斯馆，嗣后惟俄罗斯之人居住，其使臣萨瓦所欲建之庙宇，令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在俄罗斯馆建造。……至俄罗斯等伊本国风俗拜佛念经之处，无庸禁止。再萨瓦所留在京学艺学生四名，通晓俄罗斯、拉替努字话之二人，亦在此处居住，给予盘费养瞻。

萨瓦原名为Vladislavie。拉替努为拉丁文之又一异译。《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亦记是年：

准俄罗斯馆内设立庙宇，令在京之俄罗斯僧一人居住。并照该国所请，增俄罗斯僧三人，俟送到时，一并给与口粮食物；听其于庙内行俄罗斯教，礼拜念经，无庸禁止。

俄罗斯教为东正教，庙宇乃教堂，僧或喇嘛即教士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则信其为真喇嘛，皆《异域录》所传误也。《异域录》记曰：

我等来时，我大部交付，右俄罗斯国商人科密萨尔乞请，行俄罗斯佛教。番僧在京师者，止有米提里一人，年已老迈，倘有不测，则行我俄罗斯佛教之人，必致断绝；若准我国送番僧前来，我即送来等语，我国大臣转奏蒙大皇帝恩准，送番僧前来。又曾交付尔商人科密萨尔，尔国若有外科良医，一并送来；我等事竣还朝时，尔国若将行教番僧、外科医士给发，令我等带去。

而俄国所派之人，《朔方备乘》卷十三“俄罗斯学考”亦曾述及，据称：“（俄国即）遣其官生鲁喀、佛多德、宜宛、喀喇希木四人来学，即旧会同馆设学焉。”四人原名为1.LucasVoeikoff，2.TheodosiusTretyakoff,3.IvanPukhart,4.GerasimeChulgan。前三人乃雍正五年（）九月随同郎喀(LarencLange)商队而来，后一则以雍正七年（）六月十六日与教士Platkovskii同至北京。惟据《大清会典》似雍正六年初，前三人尚未到京也。文曰：“雍正六年议准俄罗斯学生，俟送到时，令其在俄罗斯馆居住，交与国子监，选满、汉助教各一人，往馆教习清、汉文。”《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又曰：“萨瓦（按系俄国使臣）所留在京学艺之学生四名，通晓俄罗斯、拉替努字话之二人，亦全在此处（指俄罗斯馆）居住，给与盘费养瞻，支领银两等件。”与前引《钦定理藩院则例》文字略异。拉丁文而外，清廷亦令满籍儿童攻习俄文，《会典》内阁载：“俄罗斯馆专司翻译俄罗斯文字，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肄业。”此二十四人是否专读俄文，抑或兼读拉丁文，则不得而知矣。《皇朝通考》卷三百“俄罗斯”：“雍正五年三月，察罕汗遣使表贺上登极。……并以恰克图口为常互市处，人数不得过二百，定例理藩院司官一员照料，修京城俄罗斯馆，来京读书幼童及教习等官给养瞻额，回国者听。”以上所引，均为汉文史料，试更以外文资料证之。据雍正七年（）十月三十日龚当信(P.CyrusContancin)与P.Souciet书，则“是年三月，帝立学校一所，收满汉青年子弟，命读拉丁文，以法国耶稣会士主其事，巴多明(P.DominicusParrenin)掌全校事宜，宋君荣(P.AntoniusGaubil)副之。”此言汉人子弟亦习拉丁文，误也。十年（）六月十三日,君荣亦有函致P.Souciet曰：“拉丁文班情形尚佳，学生多能操拉丁语，成绩颇优。”同时A.Rémusat亦记曰：

北京设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备与俄国当折冲之任也，巴多明尝总其事，近乃不起，宋君荣遂继其职。君荣曾充拉丁文及满文译员。中俄交涉后，西洋馆之重要益见。君荣译圣彼得堡议院之公文为拉丁文及满文，又译清廷之汉满覆文为拉丁文。（中略）中俄文字悬绝，误会曲解，在所难免，双方各执己见，积不相让，交涉停顿凡三十载。君荣为之疏通。（Pfister，页）

时又有方守义(P.J.F.M.D.d’Ollières)者，亦曾任清廷译员，凡满、汉、俄、拉丁之译事悉与焉（同上，页）。钱德明（P.J.J.M.Amiot）记西洋馆继续存在者更十五寒暑，但学生中迄无任译员者（同上，页-）。乾隆二年（）十月十六日，教士戴进贤(P.IgnatiusKoegler)等奏请救诬疏，有云：“臣巴明等蒙命（指雍正帝）教习官生学辣第诺语言文字。”（余藏《辩学》抄本。）十三年（），改明之四夷馆及会通馆为会通四夷馆，专司翻译及传授外国语，命西洋堂人译为拉体诺字。所译各国文字俱分天文、地理、时令、采色、身体、人物、器用、宫殿、饮食、衣服、方隅、经部、珍宝、文史、鸟兽、数目、通用、香药、花木、人事各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写本《华夷译语》，凡九十八卷，四千五百余叶，收文字三十四种。写本来自军机处之方略馆，原藏寿安宫。其“拉氐诺语”凡五卷，平均一页四语，约百页为一卷，各卷纵二五吋，横一七·二吋。录其一页如后：

身体门

拉氐诺语

corpus

natura

身

性

补郭

喇都纳

斯咡

乾隆五十九年（），俄人PavelIvanovitchKamensky抵北京，入俄罗斯馆，攻汉满文甚勤，并研究风土人情。氏又为拉丁文专家，遂入理藩院供职，专司欧洲各国公文译事（McGrain著，TheRussianOrthodoxMissioninChina，载年《教育丛刊》第十二期）。学习俄文之学生，直至嘉庆八年（）犹有存者；至中国学生之习拉丁文者，废于何时，则不可考。《大清会典》（同上）：

嘉庆八年奏定，考试俄罗斯学生等第，作为五年一次：考列头等者，作为八品官；考列二等者，作为九口官；考列三等者，着交该学善加教诲。由八品官复行考列头等者，作为七品官；由七品官考列头等者作为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遇缺即补。

《粤海关志》第七册卷二十四咪唎??国章曰：“今各国通行字，相传为马逻可国所造，用二十六字母谐声比附以成字，各国大略相同，谓之拉丁字，亦谓拉体纳字。”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六）玛吉士“地球总论”曰：

论五洲万国之语言文字，约有八百六十种。欧罗巴语言五十三，其通用者十有七：一大西洋、一大吕宋、一意大理亚、一佛兰西，以上四者，乃罗马国辣丁语所分派者也。（中略）一英吉利，其语乃辣丁、调多尼加二国所相并者也。

盖自道光以降，国人对外国语文之知识，已非往昔所可比矣。及光绪二十二年（），梁任公先生与马眉叔先生遇，始蓄创办译学馆之愿。任公为序《适可斋记言记行》曰：

世之谤君者勿论，其称君者，亦以为是常肄西文，履西域，接西士而已之人也。自命使以来，可斗量也。吾有以窥君之学，泰西格致之理，导源于希腊，政律之善，肇矩于罗马。君之于西学也，鉴古以知今，察末以返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富强之原。

眉叔于希腊、拉丁寝馈颇久，乃能使任公钦折如此。曾惠敏《英法日记》（光绪四年九月初八日）录眉叔上书，自陈考巴黎大学政治及文学硕士学位之经过曰：

六月底试第一场，场期二日，第一日以腊丁文拟古罗马皇贺大将提督征服犹太诏，又以法文译“埃及希腊水战”及腊丁歌章。次日考问舆图及希腊、腊丁与法国著名诗文，兼问各国史学，复得宗师优奖，谓愿法人之与考者，如忠斯可矣。一时在堂听者，不下数百人，咸鼓掌称善，而巴黎新闻纸传扬殆备。

眉叔名建忠，故自称“忠”。时在眉叔遇任公前十八年，其拉丁文已蜚声海外矣。迨戊戍新政倡行，任公复上书清帝，请设译学馆，并约眉叔兄相伯先生主馆事，以相伯亦精欧西古文字也。议将定而政变作，事遂不成。阅五年，相伯创震旦学院，任公已走日本，为《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载《新民丛报汇编》，其念兹在兹者，仍为拉丁文。曰：

士生今日，不通欧洲任何一国语言文字，几不可以人类齿。而欧洲各国语言，皆导源拉丁。虽已通其一，固亦不可不补习拉丁，而先习拉丁，然后及其他，则事半功倍，而学益有根柢焉。此马相伯、眉叔兄弟所素持之论也。

此虽马氏昆仲之论，任公实心折而倡导焉。任公从马氏昆仲学拉丁文之经过，余别有文记之。震旦学院所定课目大别为四：曰语文学、曰象数学、曰格物学、曰致知学，语文学一科，以拉丁文溯其源，盖欲以拉丁文别树一帜者。阅二年，相伯以故离震旦，别创复旦公学。然自是留学欧美者，不管研精拉丁文之士，而国内大学亦多设课选修焉。

06

中国人之拉丁文著作

国人学拉丁文虽久，而著述则鲜。有康某者，以乾隆五年（）赴法，阅十年，以疾返国。是年六月三十日舟行至孟加拉国，卒于其地。尝以拉丁诗记述旅程经过，多至二百页，而未尝假手于字典。同行法人钱德明(P.Amiot)叹为奇才，以为可与欧洲名诗人相颉颃云。李安德，陕人，尝就读澳门及暹罗。雍正三年（）为司铎，其时教难甚烈，氏返国后，足迹遍粤、闽、鄂、湘、川诸省，教会赖以不坠。而在四川为较久，有“四川使徒”之称。乾隆三十九年（）卒，所遗拉丁文日记，起自乾隆十一年（），迄于二十八年（），其中仅间断八个月，雅洁可诵，且为极珍史料。光绪三十二年（），刊印于香港，凡七百三十一页，名DiariumAndreaeLy。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任四川主教之PièrreKerhervé（华姓名不详）曾向教廷请求，以李公为继承人，李公以年迈力衰辞。见其拉丁文日记前Launay所撰导言。黄伯禄字斐默，江苏海门人，中西著述俱富。所作拉丁文《中国置产法》、《中国历法》、《中公历合璧》，与法文《中国地震考》、《中国日月蚀考》，俱传诵海外，有声于时。马相伯先生与弟眉叔，拉丁文皆冠绝一时，已见上述。相伯名建常，改名良，眉叔名建忠，俱从义教士晁德莅(AngelusZottoli)游。光绪二十九年（），相伯作《拉丁文通》，为震旦学院教材，绝板久矣。余藏有一册。叙言曰：“三五同胞，不远千里，不诿年齿，同力合作，借拉丁文以沟通泰西学术之源流。”此马氏作书之本旨也。眉叔亦纂《马氏文通》，《清史稿》马其昶附“马建忠传”曰：

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以泰西各国有学文程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儗而揭示之，遂使学者论文困于句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剙为《文通》一书。

《文通》尝经相伯删改，故其书虽汉籍，而其实则马氏兄弟研治拉丁文之结晶也。《文通》有眉叔后序曰：

（上略）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同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夫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则此论之所以成也。

民国二十八年，余同砚友陈司铎熙止经十载之辛勤，完成《拉丁重音研究》，在上海出版。五十一年，罗之青编译《医药拉丁文》，现代医药社出版；又李安德所著《医药拉丁文》，亦于五十六年台中光启出版社二版发行；五十七年三月，吾友徐斯理著《生物科学拉丁文》，由科教出版社出版。拉丁文中文字典近年亦有两种出版：一为《华拉大辞典》，苗德秀司铎（Th.Mittler）等编辑，四十六年出版。中国人仅襄助而已。一为五十四年八月光启出版社出版吴金瑞编著《拉丁汉文辞典》。其他文法与字典详下第八节。

07

译入拉丁文之中国名著

艾儒略(P.JuliusAleni)撰《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见上智编译馆出版向达编合校本）曰：“利子此时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以为中邦经书，其能认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训，远播遐方者，皆利子力也。”时万历二十一年（）。是为西人译我国经籍之祖。译本名TetrabiblionSinensedeMoribus，今不存。天启六年（），金尼阁亦在杭州刊印拉丁文译《五经》（PentabiblionSinense）一册，称为中国第一部神圣之书（Dehaisnes,前揭，页)。康熙元年（），殷铎泽(P.ProsperIntorcetta)与郭纳爵(P.IgnatiusdaCosta)译《大学》与《论语》，题曰：“中国之智慧”（SapientiaSinica）。书刻于江西建昌。旋铎泽复译《中庸》，题曰“中国政治道德学”（SinarumScientiaPolitico-Moralis），康熙六年（）在广州付梓，未竣工，又二年续刻于印度卧亚。以上《大学》、《中庸》、《论语》三译本之审定者凡十五人，卧亚曾发行合刊本二次，南京、巴黎亦各有出版（Pfister，页）。二十六年（），柏应理回欧，在巴黎发刊《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亦曰“西文四书直解”。（《孟子》阙）盖得殷铎泽、鲁日满、恩理格(P.ChristianusHerdtrich)诸人之助也。乾隆四十二年（），汪达洪(P.deVentavon)亦译《中庸》，附“导学要旨拉的诺语”后。署“西儒汪达洪著授，澹明球琳敬受”。其书抄本为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得于北平某书肆，后归高迪爱(HenricusCordier)。（高氏著BibliothecaSinica,col.）与殷译无多出入。康熙三十九年（），卫方济(P.FranciscusNo?l)亦尝译《中庸》，名“不变之中道”（Immutabilemedium），抄本，存比国王家图书馆。五十年（），方济之《中国六经》（SinensisImperiiLibriClassiciSex）亦在今捷克马拉加问世。“六经”者《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及《三字经》也。注释详明，为前此诸家所不逮。嘉庆二十五年（），俄国教士Peter抵北京，译汉文名著Shih-I“ImmutableTruth”为拉丁文（见McGrain,前揭）疑即《中庸》，盖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故卫方济亦译作“不变之中道”也。国人之知有上述天主教教士译本，则在道光间。林则徐译《华事夷言》（曾见两江总督裕谦奏折，《海国图志》卷八十三“夷情备采”三录入）“孔夫子书，系耶述用拉提诺字体译出，甚少精理，我等信其不甚明白之书，以为中国儒教道理止于此，为耶述所误。”耶述即耶稣会士（Jesuits）之音译，亦作耶密（见同书）。此文盖出新教人口也。柏英理编纂的有关孔子的书雍正元年（），白进(P.JoachimBouvet)有《易经大意》（IdeageneralislibriI-King）之作，遗墨藏法国国家图书馆(Pfister,页)。乾隆元年（），雷孝思(P.J.B.Régis)译《易经》，称“中国最古之书”，至道光十四年（）始获行世。法国国家图书馆并藏有氏之《易经卷一评释》（DissertationesetnotaecriticaeinprimampartemCommentariiIKing）蒋友仁(P.Micha?lBenoist)乾隆三十九年（）卒于中国者，曾译《书经》，称“中国最古之年鉴”，亦未刻，原稿存Kazan图书馆(Cordier,col.)。《诗经》之拉丁文译者为孙璋(P.delaCharme)，时在雍正十一年（），至道光十年（）始有印本。刘应主教(RR.D.D.ClaudusdeVisdelou)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卒，遗有《礼记》译文“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等章，未刻。又《书经》四卷六册，抄本，藏梵蒂冈图书馆(Pfister,页-)《春秋》之拉丁译文则S.Bayer所发表于“彼得斯堡研究院集刊”者。乾隆六年（），在澳门身故之郭中傅(P.J.A.deGollet)遗有抄本四帙，其第一本为《春秋》节译及《书经纪年考》与《书经中之日蚀》。今蒇巴黎SteGeneviève图书馆(同上，页)。《孟子》之拉丁译本，出世较晚。道光四年（）至九年（）StanislausJulien译，巴黎亚洲学会刊行。原名甚长，说明孟子为中国哲学家中学说与地位最近孔子者，曾译为拉丁文与满文，并于原文之外，附译注解云云(Cordier,col.-)。宋君荣谓卫方济尝以《道德经》译本寄法国(Pfister，页)。但不知是否为拉丁文也。傅圣泽主教(RR.D.D.J.F.Foucquet)则固有拉丁文及法文所译《道德经》，约成于雍正七年（）间(Cordier,col.)。A.Reichwein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交通史略》（ChinaandEurope：IntellectualandArtisticContactsintheEighteenthCentury）第五章，曾述乾隆十五年（）某耶稣会士译《道德经》为拉丁文。其稿至今存伦敦印度事务局（IndianOffice）。时方济与圣泽咸先后谢世，不详其为何人也。近人黄忏华著《中国佛教史》第四章“中国佛教之保守时代”，第四节“清代之佛教”，谓：“圣祖曾以满洲语、蒙古语、腊丁语、唐古忒语四体，翻译《心经》。世宗锓而行之。”此拉丁文译释典之嚆矢也。同治三年（），StanislausJulien译《三字经》，刊于巴黎。越五载，那不勒斯文华书院学生郭栋臣，亦为迻译，并附中拉字汇。道光十四年（），国人郭成章与Ph.Fr.deSiebold译《新增字林玉篇》，注日文发音。次年，成章又有《千字文》译本(Cordier,col.，-)。光绪五年（）至八年（），晁德莅以拉丁文编中国文学课本曰CursusLitteraturaeSinicae，凡五巨册，收《四书》、《五经》、《三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古文、尺牍、八股文、骈体文、诗、词、歌、赋、小说、对联等，或全译，或不全译。虽体例芜杂，然拉丁文所译我国文学作品，就内容言，要不能不以此为最富也。CursusLitteraturaeSinicae（《中国文化教程》）

08

译入汉文之拉丁名著

元大德九年（），教廷驻中国使节，大都总主教若望孟高未诺致书欧洲曰：“圣咏（Psalmi）一百五十首，圣诗（Hymni）三十篇，及大日课经二部，余皆已译为方言。”惜译本不传，不知其为蒙文抑汉文也。崇祯（）阳玛诺(P.EmmunuelDiaz,Junior)《圣经直解》梓行，文笔瞻雅。近年李问渔之《新经译义》、马相伯之《新史合编直讲》、萧若瑟之《新经全集》，亦皆拉丁文《圣经》译本之著者。相伯先生暮年又有《救世福音对译》，字斟句酌，最称精审。利类思(P.LudovicusBuglio)于康熙九年（）译《弥撒经典》（MissaleRomanum），十四年（）译《七圣事礼典》（RitualeRomanum）及《司铎典要》（TheologiaMoralis），俱教中重要经籍。《司铎课典》（BreviariumRomanum）则所译不全。DeImitationeChristi，十五世纪后，欧洲基督教修养书之著者也，理深词茂。崇祯十三年（），阳玛诺译，名“经世金书”。用谟诰体，盖鄞人朱宗元为之润色者。其后续出译本，无虑十余种，而以蒋邑虚“师主编”为较善。教会经言方面之旧译者，多兼信达雅之长，此固由于教会郑重将事，而得力于明末名教友徐光启、李之藻辈者亦多。万历三十年（）印行之《圣教日课》，集阳玛诺、伏若望（P.JoeannesForez）、费奇规(P.GaspardFerreira)、费乐德（P.R.deFiguereido)、郭居静(P.LazarusCattaneo)诸人所译者为一编，流传至今。惜三百年来，各地翻刻者，颇多讹夺，而译于乾嘉后者，其辞句亦逊色多矣。《主制群微》，汤若望(P.J.AdamSchallvonBell)译，崇祯二年（）绛州梓行。《灵性理证》，卫匡国(P.MartinusMartini)译，顺治十七年（）杭州刻本，则Lessius名著DeProvidentiaNuminisetAnimiimmortalitate之分译也。《超性学要》为天主教神学大师圣多玛斯(S.ThomasAquinas)所著《神学大纲》之节译。凡三十二卷，成于利类思手者凡三十卷，又三卷为安文思(P.G.deMagalhaens)所译。顺治十一年（）及康熙十五年至十七年（-）继续出版。此外，则乾隆间供奉内廷之画家贺清泰(P.L.dePoirot)译有《古新圣经》，上海徐家汇及北平北堂藏书楼各有抄本。全部圣经，所缺无几。魏继晋(P.FlorianusBahr)之《圣咏续解》，乾隆三十六年（）印行。殷弘绪(P.Fr.Xav.d’Entrecolles)之《训慰神篇》，书成于雍正八年（），俱为精心之作。我国天主教经典教书之译自拉丁文者，并不甚富，则以译文艰涩，领略为难，故多舍翻译而从事撰述。雍乾后，法国教士骤增，自法文译入之载籍渐出，而译自义、葡、英等国者亦往往有之。教会典籍而外，万历三十五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之《几何原本》，即三十三年前罗马出版Clavius（书中称丁先生）拉丁文译本EuclidiselemenetorumlibriXV之前六卷。崇祯元年（），杭州李之藻与傅泛际(P.FranciscusFurtado)译亚利斯多德Decaeloetmundo为《寰有诠》六卷。又三年，复译亚氏《辩证法大全疏解》曰《名理探》，已刻者凡十卷。天启四年（），毕方济(P.FranciscusSambiasi)口授，徐光启笔录之《灵言蠡勺》，则经院哲学之心理学也。伦理学有崇祯三年（）高一志(P.AlphonsusVagnoni)所译《西学修身》。此四书者皆葡萄牙高因勃耳(Coimbra)大学讲义，为亚利斯多德哲学作诠释者。原书在当时俱脍炙人口，推为杰作。天启五年（），西安刊印金尼阁所译《况义》，即近人所称“伊索寓言”（FabulaeAesopi）也。其书原为希腊文，然尼阁所据者固拉丁本也。顺治十七年（），卫匡国作《逑友篇》，刻于杭州，盖即译西塞罗(Cicero)、塞纳-马恩省加(Seneca)诸家之交友说者。利玛窦（左）与徐光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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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拉丁文典例

各国文字之传入异域，文法书与词书胥为不可少者。以拉丁文撰为中国文法书者，卫匡国之GrammaticaSinica或为先河，今存格里斯哥大学Hunter博物馆。或曰即柏应理所增订者。柏于康熙二十年（）回欧时，曾指导德国医师ChristianMentzel研究汉文。其人乃作《汉文入门》（ClavisSinica），未刊。康熙二十三年（），P.FranciscusVaro著《官话简易读法》（FacilisetPerspicuaMethodusadLinguamMandarinamAddiscendam）。道光十五年（），那不勒斯文华书院石印，名《利学简径》(Cordier,col.)。雍正八年（），圣彼得堡皇家研究院刊印Bayer氏之拉丁文《中国大观》，其第一册为《中国文学在欧洲之历史与进展暨中国文法》等，第二册则为《中国字典及方言》。马若瑟(P.dePrémare)以译元曲《赵氏孤儿》驰名欧洲文坛者，尝著《中文概说》（NotitiaLinguaeSinicae），以雍正六年（）成于广州。其书于汉字之构造及性质，论列颇详，举例一万三千余则，为西人研究我国文字学之鼻祖。马氏以其书寄法国学者傅尔孟(E.Fourmont)校阅，傅乃窃其材料，自著《中国文典》。嗣由Abel-Rémusat为之揭露，真相始白。道光十一年（），马六甲英华书院重印流传。今马六甲版已极罕觏，英伦Probsthain书目高至二镑二先令；通行者为一八九四年本，则香港纳匝肋书局重印。其书博大慎密，Edkins在其AGrammarofColloquialChinese,asexhibitedintheShanghaiDialect序中言：He（指马若瑟）possessedabetterappreciationofthepeculiarbeautiesofChinesestylethananyotherwriteronthesubject绝非过誉。有各国译本甚多，至今不废。汪达洪与澹明珠琳者著《导学要旨拉的诺语》，抄本，见第四节(Cordier,col.)。道光八年（），澳门圣若瑟王家学院出版J.A.Gonsalves著《拉丁字文》（原名）（GrammaticaLatina）。同治六年（），贵阳有木刻ElementaGrammaticaeLatinae，胡缚理主教(RR.D.D.Faurie)著。八年（），上海晁德莅著《辣丁文字》（原名）（EmmanelisAlvarezInstitutioGrammatica）俱为中国学生用者。光绪二十九年，马相伯先生著《拉丁文通》，“例言”曰：

每月拟刊一册，……价目从廉，十铜圆一册，一银圆十册，九银圆百册，八十银圆千册，志在嘉惠同志耳；盗刊盗印必究，防贻误也。修阻之士，未便来院（震旦学院）肄业者，可报名作为院外生；如有疑难，尽可随时函询，以便条答，并附往夏冬季大考课题，合格者给与院外生修业据，以符本院教育普及宗旨。

“例言”又有一则曰：

意国大儒A.Zottoli晁德莅氏，尤邃于拉丁，译有我国经史文艺字书等。又以我国文译《拉丁词艺》（InstitutioGrammatica）三卷，兹踵其原刻，略加删润，惟遇中西文互异处，则不惮多方详说，俾知异者文，同者理，异亦无害。

自是海内各地教会译作者纷起，不可胜计。宣统元年（），《拉丁西藏文法》亦刊印问世。词书之最早者，有郭居静与利玛窦合撰之Vocabulariumordinealphabeticoeuropaeomoreconcinnatum,etperaccentussuosdigestum，乃按西文字母及中国读音排列之字典。Kircher(China，页)曰：“其书原稿为余所藏，俟筹得印刷之资，即可出版。”其次则为《西儒耳目资》，详前。康熙二十一年（），柏应理记曰：“恩理格之中拉大字典已付印。”然其书氨未发见(Pfister,页)。其书名《文字考》。二十四年（），Mentzel在德国出版《拉丁汉文小字汇》（SyllogeminutiarumLexiciLatino-SinicoCharacteristici）及“中国字汇式例与文法之建立”（Specimenlexicisinicietgrammaticaeinstitutio），后者未付梓，今藏柏林国家图书馆。雍正十一年（），澳门P.BaziliusaGlemona著中拉字典，名《汉字西译》，传抄颇多。次年，巴多明译Danet拉丁字典为汉文，大部份为Bayer篡入其自编之字典，原稿存Hunter博物馆。费赖之谓北京教士奉乾隆旨撰《六国字典》，即中、拉、法、义、葡、德是也。德文属之魏继晋。原稿存于北平北堂图书馆（Pfister,页）。其书与钱德明所译《梵藏满蒙汉字典》，同为巨著(同上，页)。按北堂实无所谓《六国字典》。武昌天主堂藏有P.Vincentiusdell’Aguila被捕在狱时所草《拉丁中华字典》，十八世纪物也。道光二十一年（），澳门出版范尚人(J.M.Callery)著SystemaphoneticumScripturaeSinicae，汉文名《字声纲目》，凡上下二集，上集为“序”、“引”、“导言”，并述汉字之发音及书法，下集为正文。其编列不按部首而循音声，如刀忉朷釖舠叨初，皆归一类。范氏以道光十五年（）东渡，欲赴朝鲜传教，渠盖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也，后留寓澳门。二十二年出会，二十四年任法国公使刺萼尼(deLagrené)译员。后返法，任外交部华文秘书。同治元年（）卒于巴黎，余所见凡二版，一署中国传教士，一署都灵科学院会员，皆澳门梓行者。此书为西人讲求中国形声字系统之祖，高本汉(B.Karlgren)《分析字典》绪论页称为anexcellentworkinitsday。咸丰元年（），Joach.Alp.Consalves著LexiconMagnumLatinoSinicum，汉名《辣丁中华合字典》，出版于澳门。光绪十七年（），上海点石斋重印，共七百七十九页。次年，北平亦再版。著者复辑袖珍本，而字数仍达一万五千有余。咸丰三年（），香港出版方济各会士Fr.Hier.MangieriA.S.Arsenio著《中拉字典》，凡一千余页。十一年（），贵阳童文献司铎(P.PaulusPerny)著《拉丁中华字典》，凡七百三十页，袤然巨帙，木刻，至光绪十一年（）已仅存三本，版亦遗失，乃重刻，费银一百两(Cordier,col.-92,,)余藏有重刻本，现亦罕见。同治十年（），巴黎出版童氏所著法文《拉丁中华会话集》，并附注音，曰DialoguesLatins-chinoisTraduitsmotàmotaveclapronuntiationaccentuée。光绪三年（），河北献县出版《中拉字典》，附法文短注。次年，北平刊行《中拉字典》，则依据《五方元音》而编者。十八年（），献县顾赛芬(P.Covreur)据《增补字汇》、《正字通》、《佩文韵府》及《康熙字典》等撰为《中华拉丁字典》。三十二年（），江苏贝迪荣(P.CorentinusPetillon)亦编《中华拉丁字典》，简明过于前书，称善本焉。惜晁德莅所译《佩文韵府》，手稿犹存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光绪点石斋本《辣丁中华合字典》民国三十一年夏，余于贵阳狮子坝新筑备修院工场内，发现一《中拉字典》残本，院长谓将付火，余乃请以惠赠，竟蒙慨允。其书自十三页以前及四百四十页以后皆缺，印刷颇佳。以书之下端汉文一字与上端一字拚合成音，复分平上去入而排列。下端一字盖犹西文之元音字，计分天、人、龙、羊、牛、獒、虎、驼、蛇、鸟、豺、地等十二字，以下残缺。其上则为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系、云、金、桥、火、蛙、梆、匏、木、风、斗等二十字。（按梆、匏、木、风、斗五字应列于最前，此书或有错简。）其他中拉、拉中字典，稿成未刊，藏于世界各国图书馆者，据Cordier,col.-37,-9,所记，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者二种，在伦敦亚洲王家学会及不列颠博物院者八种，在格里斯哥Hunter博物馆者二种，在斯德哥尔摩王家图书馆者六种，在柏林图书馆者二种，在纽约者三种，在梵蒂冈者七种。旧莫利逊文库（今东洋文库）所藏之中拉字典，则为P.J.Fernandez手迹，以雍正二年（）完成于常德者。贵阳南门大修院藏《中拉字典》抄本一巨册，共七九九页，余于民国三十一年夏见之。第一字为“Chā沙”，最后一字为“Yún咏”。书末记曰：此系增订本，并署名C.S.M，不详何人。北堂图书馆有抄本《中拉字典》二种，抄本《拉丁中华成语词典》一种，皆无撰人姓氏，亦无年月可考。三十八年二月十四日，余抵台北，十五日至中正路天主堂，见有不署撰人姓氏抄本拉丁词汇，乃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厦门修道院之讲义，仅有名词及形容词，附闽南语注音。抄本名Enchiridionlatinumprecipuorumnominumsubstantivorumadjectivorumqueexeisderivantium。分四十七类编列，共一三零页，每页约二十三辞，约共三千辞。末附闽南语拉丁注音与汉字“弥撒祭义”“默想神功”。已故李天一神父即以该抄本慨然相赠。拉丁中文辞典加注中国方言者此殆仅见。近年新发现及香港、上海所藏，为数亦必可观，不暇悉计。而中拉专门词典之出版者，亦已达十余种矣。拉丁文与汉文编著之词书，更有旁及其他各国文字者，实拉丁文传入我国之又一贡献，亦略述其概。同治八年（），童文献《法拉中字典》出版于巴黎。十二年（），P.Delamarre亦著《法拉中字典》，稿存香港巴黎外方传教会。其书并附英汉字及拼音，都一千五百余页，宏著也。嘉庆十八年（），巴黎王家印刷所刊印《中法拉字典》，广州法领事德经(M.ChristianLouisJosephdeGuines)奉拿波仑命所作也。亦名“汉字西译”。原书长四十五英吋，阔三十五英吋，厚十三英吋，硕大无朋。然有重编者，删其法文，名《汉洋字典》，以咸丰三年（）重印于香港，毁于火，存者绝鲜。不列颠博物院藏有《德拉中字典》，Heurnius著，内容未详。梵蒂冈藏有《拉义中字典》，雍正十年（）P.Fr.CarolusHoratiusaCastarano所作，序末注“北京海甸”，其书之成，历时凡二十九载。自诩于德、法、俄、班、英、荷之商人，亦有补益。梵蒂冈又藏有拉丁文之《中义字典》，为广州西班牙教学教堂刊印。斯德哥尔摩王家图书馆藏有拉丁文之《中葡字典》，出国人手，收七千余字。又葡文之《中拉字典》，字皆按部首排列。梵蒂冈藏抄本字典中，亦有《葡中拉字典》一种，注释用拉、葡、班、法诸文，为巴多明赠于俄国驻北京使节者。拉丁文《华班字典》，作者P.FranciscusDiaz，时在康熙四十九年（0），稿存柏林国家图书馆。同治六年（），巴黎印行G.Pauthier编《中越（南）拉法字典》。西人所作第一部藏文书则为P.DominicusdeFano之《拉丁西藏字典》，康熙六十一年（），Fourmont曾录一副本，由俄国彼得大帝转赠法国金石美文研究院。乾隆三十八年（），罗马教廷传信部出版奥斯定会士P.P.HoratiusdellaPerma，CasianusBeligattidiMacerata二人合著《藏文字母》，以拉丁文注藏音。三十八年()，P.C.Beligatti又以拉丁文著《西藏文法研究》，曰“唐古文即西藏文初学”。吾友闻在宥先生曾为拙作初稿作《拉丁文传入中国考补》，载余编《真理杂志》一卷二期，谓：是书原名为AlphabetumTangutanumsiveTibetanum，往年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见之，似无著者名。后读Wolfenden所著OutlinesofTibeto-BurmanLinguisticMorpnology则称作者为Georgi，与余所引Beligatti异。又称FilippodeFilippi在其所编Desideri之AnAccountofTibet序中亦言：“TheAncientAlphabetumTibetanum